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影响的快捷？
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包括小说、杂记、小品文、讽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
朝鲜之前的小说，都是贵族小说，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
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鼓吹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这些东西。
可新兴的这群人，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会看这破玩意儿吗？
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旧时代瓦解，新的经济基础下，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小说吗？
朝鲜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梦》的作者，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人打仗的时候，人家就是朝鲜国的状元及第了。
大顺写小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说写个小说都得用笔名丢不起那个人，哪个状元去写这玩意儿？
一个是贵族圈子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
另一个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