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肯定不能说是单向的。要较真的话，那江苏等地种大米的百姓还受到朝鲜稻米冲击的影响了呢。
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受到了影响。
问题在于，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是否能够影响大顺的贸易政策。
因为朝鲜的贸易政策，是不能自主的，尤其是边境采参杀人事件之后，扩大开埠，主动权已经完全在大顺手里了。
虽然朝鲜国内部已经迸发出了一些思潮，认为大顺对朝鲜，由“王道”转为了“霸道”，实际上大顺已经从夏变夷了。因为只有夷狄才只用霸道不用王道。
然而，大顺的核心力量在京城，京城的驻军、官员、勋贵、统治核心集团，是靠财政收入支撑的。
更深入的白银货币化改革之后，发下来的是钱。
发粮食，希望粮食越贵越好。
发钱，自然希望粮食越便宜越好。
真正的政治核心的这群人，并不觉得粮食降价是件太坏的事，那这件事也就这样了。
总归，朝鲜国其实最终也接受了这种结果，并且因为朝鲜国特殊的赋税制度、财政收入来源，使得朝鲜国王室，也最终认可了这种畸形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朝鲜国，自称小中华。
诸如两班制度、种姓身份、奴婢制度、门阀制度等，没看出来哪里中、哪里华了。
但朝鲜国有一点，倒是很符合，那就是朝鲜国的税收制度，真的很符合黄宗羲通过总结历朝税制改革而提出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简言之，税越改越多，底层越来越苦。
理论上是从甲税、乙赋，合并改成丙税。现实是改成丙税之后，甲税乙赋都保留着——比如王夫之吐槽的一条鞭法，说好了是把过去的几股绳拧成一条鞭，结果变成了几股绳还在又加了一条鞭。
理论上，一些特殊税种，在特殊情况下要征收，一旦特殊情况过去就该取缔。然而现实是——比如经典的满清窃据天下后，继续征收“为了收复辽地、击败东虏而加”的辽饷。
理论上，甭管按照人头征税是否合理，但按照人头和劳动力征税，总能保证朝廷的财政支出。然而现实是——按照人头征税，必然导致拥有奴婢的官僚贵族，隐瞒人口；朝廷按照人头征税，那么一些人就选择投效贵族官僚；最后这些税全落在了最底层的百姓头上。
这黄宗羲定律在朝鲜国可是演了个全套。
甚至这还不过瘾，还加上了朝鲜国特色的“青苗法”，还谷制。
简单来说，所谓还谷制，就是变种青苗法，朝廷放稻米给百姓，然后用利息收入支撑官僚和王室消费。
不贷也得贷。
基层搞增收。
这种情况下，朝鲜朝廷也发现，哎，放高利贷给百姓，搞还谷制收那么点利息；为什么不把稻米卖给大顺，从大顺进口棉布之类内部销售，再赚一笔呢？
加之刘钰搞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素来猥琐，从来都是主动帮对面建立海关、允许对面征收一定的关税的。
对日本如此，对朝鲜也是如此。
主动让对面征收关税，只是税率不高，恰好能把其本土产业压死，还又能让对面的朝廷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从而对内镇压，顺带增加他们对关税的依赖。
日本是幕府拿着关税，美滋滋，帮着大顺压制各路诸侯，做大顺的守土官长。
朝鲜则因为情况特殊，还谷制和黄宗羲定律下的税制，都使得朝廷王朝手里的稻米是最多的。
以及伴随着朝鲜内部的变革，允许边远地方用土贡代替稻米。
这就使得朝鲜王朝，在经济意义上，蜕变为大顺资本集团控制的朝鲜贸易公司。
朝廷收税、放贷、收谷、收土贡；然后朝鲜的朝廷，再把这些米、人参、鹿茸等，卖给大顺，换取大顺的棉布丝绸瓷器铁器书籍；再把大顺的这些棉布铁器手工业品，在内部换更多的米。
朝鲜朝廷也不是没考虑过抗争，比如下达过禁奢令，希望扭转风气，从而禁止大顺的棉布、绸缎在朝鲜的流通。
刘钰做的反击也非常简单。
搜集了许多前朝隆庆年间被禁毁的《皇明通纪》，补贴刊行，往朝鲜运。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合法性问题了。
按照明朝开国之初和《皇明通纪》的说法，李成桂是权奸李仁任之子，其父子二人连弑四君，妥妥的得国不正。
本身朝鲜王继位就有点问题，他哥喝了口他的人参汤，嘎一下就死了，兄终弟及。
本来就扣个“弑君”的帽子。
追到祖上，说李成桂就是李仁任的儿子，父子二人弑君成瘾，朝鲜王室自然是扛不住了。怎么，这次你哥死，这属于是家族特色呗？
这李昑因为他的亲妈出身低，连士大夫读《史记》的时候，一句“尔母、婢也”都能暴跳如雷，搞文字狱，况于这事儿。
最终，大顺这边严禁一些“藩属惊诧”的史书出口，海关严查。
礼政府表示这史书写的不对，前朝隆庆年间就被禁了，李仁任其实不是李成桂的爹，我们修的《明史》不采取这个说法。
条件嘛，是朝鲜那边，放开禁奢令，大顺的出口品在海关纳税之后，不再缴纳其余的厘税官银在内部通行无阻。
同文化圈还是有同文化圈的好处，能准确摸到文化圈内的着手点。
西方势力要搞的话，就很难摸到这个点，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找到这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