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三九年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直到今年的一九四九年，联盟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召开全国性质的代表大会了，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调整了，当然，之所以如此，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毕竟持续四年多的卫国战争，将联盟的整个建设进程都打断了，从而导致十八大所确定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未能完成。而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联盟的主要核心任务，并不是进行干部队伍的建设亦或是大政方针政策的重新制定，而是要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战后重建的工作中去，因此，早就应该召开的十九大，才会一再被拖延。
在维克托重生前的那个世界里，有一种说法，说是联共布的十九大之所以迟迟不召开，是因为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阻挠，而斯大林同志之所以阻挠十九大的召开，是为了保持他个人在联共布中央独断专行的权势......好吧，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言之凿凿的，也颇有几分可信，但在事实上，即便是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威信足够高，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阻挠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
按照正常的逻辑，只有在斯大林同志个人威望不足，无法对布尔什维克党施加足够影响的情况下，才会有阻挠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企图，可问题是，一旦他的个人威望无法有效控制局面的时候，全国代表大会是不是能够召开，也由不得他说了算了。就像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一九五七年，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卡冈诺维奇等人为首的主席团成员，试图罢黜赫鲁晓夫，其结果，便是引发了大量中央委员的串联，最终，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策，将莫洛托夫等人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拉下了马。
由此可见，若是斯大林同志在党内的威信不足，不足以牢牢控制局面的话，那么他想要阻挠全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能够在党内对他地位构成威胁的人，自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他直接掀翻在地。
而反过来，若是他的个人威望足够高，可以牢牢控制住局面的话，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阻挠代表大会的召开了，换句话说，在过去十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未曾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其根本原因只是没有召开的必要，或者说是条件不许可罢了，与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意志关联不大。
重生到这个世界已经足够久了，维克托自然不会再将前世那些流言蜚语放在心上，他现在真正关心的，是布尔加宁所提出的这个建议，会不会在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通过，以及一旦建议获得了通过，新的代表大会又将在什么时候正式召开。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布尔加宁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召开新一届党代会的建议？
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从宏观的方面来讲，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现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联盟已经完全医治好了卫国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受到战争破坏，甚至是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得到了有效的重建；受损的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得到了全面恢复；工农业生产回到并超过了战前所拥有的水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水平，较战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总而言之，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所仓促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很顺利，很成功。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由于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联盟并未召开过全国性的党员代表大会，因此，在国家由战争状态向和平时期过度的过程中，便缺少了一个统一思想，确定理论路线的过程，从整体上来看，在过去几年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思想其实是比较混乱的。
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这几年里，联盟内部在理论方面占据主流的，当然还是斯大林同志所推行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理论观念，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体系。如果对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体系做一个概括的话，大致的内容就是：经济上，主张更多的发展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外交上，尽可能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上秉持更加开放、民主的氛围等等等等。
正是因为这种思想上的不统一，才在联盟内部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比如之前的列宁格勒事件，其实就是由这种思想不统一所直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