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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帆船离开定海港的这一刻开始，船上所有人便暂时告别了海汉籍的身份。他们每个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里都会转化为临时的大明身份，直至此次行动结束为止。龚十七和高桥南得到了二十天的行动期限，他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在杭州完成潜伏、侦查、计划制定、实施行动、撤离这一系列的环节。虽然时间看似充分，但考虑到这次行动的目标全是朝廷官员，而且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必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可能会让当地官府动用一府之力来追缉他们，所将面临的风险和难度都着实不小。
联合行动小组所乘的四艘船在驶出定海港之后，便很快拉开了距离。这四艘船分别搭载了不同的行动小组，在杭州登陆上岸的地方也会有差异，会从不同路线进入杭州城。等到了城内之后，再逐步通过商定的联络手段重新组织起来，以避免在抵达杭州之初就暴露行迹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高桥南坐在船舱中，手中拿着一叠资料，全是关于杭州城的信息，其中还包括了杭州府的地图。尽管他之前已经看过几遍，但此去杭州的航程约莫有一百海里，途中无事便再翻出来复习一番。在此之前类似这样研究某地的历史和地理，往往都是海汉要发兵攻打该地之前，高桥南作为指挥官去了解目标地区的一种手段。但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海汉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有攻打杭州的计划，吃透这些资料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扮演现在的新身份。
杭州在秦统一六国后设立县治，称为钱唐，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还有秦始皇巡游至此的记载。钱唐这个名称经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都一直保留下来，直到隋朝开皇九年，废前朝所设的钱唐郡，改名为杭州，并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大业六年江南运河通航，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而杭州便成为了江南运河的起点，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到了唐代，杭州的辖制几次变化，又因避国号讳，将“钱唐”这个地名也改为了“钱塘”，州治扩大到八县，并逐步成为这一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到开元年间，官方统计的杭州人口已近六十万，与扬州、广州并列为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长庆二年诗人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任期间大规模浚治西湖，筑堤建闸，兴修水利，让西湖自此名扬天下。
到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的都城。吴越王钱鏐在杭州凤凰山筑城修建宫殿作为国家治所，又在外围修筑了周长七十里的“罗城”，作为国都的防御线。
北宋时期，杭州下辖区域增加到九个县，成为江南人口第一的州郡，同时也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元祐四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再度组织疏浚西湖，并用挖出的湖泥修筑了横跨西湖南北的苏堤。
到了南宋时，杭州也迎来了鼎盛时期，建炎三年升为临安府，又过十年后被定为南宋国都。而杭州的城垣也因此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到咸淳年间，杭州人口已经增至120余万。
元代改府为路，但杭州依然是以江浙行省省会的身份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明朝又改路为府，目前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三大权力机构的治所都设在杭州府，而此次联合行动小组的三个目标中，便有两人是分别来自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两个重要衙门。
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名、诉讼，同时也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官员按察使是由承宣布政使兼任，同时也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而都指挥使司则是地方军事指挥机关，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负责地方卫所驻军的指挥统筹。这两个衙门与主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并称为“三司”，互不统属，只对中央负责。不过地方上有军政大事的时候，一般都会三司合议，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浙江范围内，这三个衙门就是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了，对在这几个衙门里任职的官员展开刺杀行动，其性质的严重程度不言而喻，如果不小心处理，很可能会就引火烧身，行动失败还是其次，引起大明官府对海汉的敌意就是真麻烦了。所以在行动展开之前，高桥南也在尽力将自己的短板进行弥补，降低行动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
杭州城共有城门十座，分别为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候潮门、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凤山门、武林门、永昌门。其中凤山门是杭州城的南大门，因其临近凤凰山而得名。凤山门分为水陆两门，其中始建于1359年的水门连接起了江南运河与钱塘江两条水脉，算得上是杭州水上交通的咽喉地带之一。
南宋王朝曾于凤凰山修筑皇城，凤山门便是御街南端，为三省六部官署所在地。城门外的万松岭一代，是杭州民众踏青之处。虽然前朝遗迹大多已经不在，但这凤山门附近区域却仍是十分繁华，在南边的钱塘江岸有成片的码头，汇聚着大量来自周边州府的商船民船。每日经此处进出杭州城的人流和货物都是络绎不绝。
距离钱塘江岸不远的地方便是自发形成的一处市镇，常年从水路往来杭州城的行商，有不少都会选择此处落脚，生意做得更大一些的商人，则会在这里购地建房开设商栈，以节省大宗货物在转运发售期间的仓储和人员住宿费用，闲时向外出租住房和仓库，做做贸易中介，多少也是一份收入。此外这类商栈也会视市场行情，就近吃下过往客商出售的一些货物，通过转手来赚取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