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
按照传统的“天下”的经验。
九州问题，是基本问题。
九州问题解决了，那么边疆地区自然也就解决了。
而边疆地区解决了，那么传统朝贡国、以及南洋等新地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思路。
也基本是正确的。
谁能完成大一统，并且使得九州基本盘内稳定，那么边疆、朝贡国、羁縻区，从来都不算是问题。
现在打赢了一战，在李欗的“新天下秩序、新礼法”的思路下，不过是把过去的传统给扩大了。
礼法，就是规矩。放到国际上，也即是国际秩序。
换一套东西，仍旧还是国际秩序。叫国际法也好、叫什么新的自由贸易体系也罢，差毬不多的玩意儿，无非是把“规矩”的内容改了改，但是运行的逻辑还是一个鸟样——周天子能直接把齐侯烹杀的时候，礼乐皆在；周天子被郑庄公一箭射中肩膀的时候，礼乐就是个鸡儿了。
而现在这情况，打赢了一战后的大顺，就是“中”国。而“中”国的核心区，又是中国为之“中”国的关键。
只不过，在“如何解决九州内的问题”上、以及“九州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大顺内部的这些人，是存在巨大分歧的。
有些分歧，是肉眼可见的。
有些分歧，是一开始手拉手往前走，但走着走着就出了岔路分手闹掰的。
有的，则就是看似没有分歧，但实际上分歧在一开始的内核上就已出现。
那么，刘玉是否支持李欗？
显然，刘玉基本支持李欗的想法。
一来，在新垦地区，直接创造资本主义的农业体系，本来就是他支持的。并且，至少这比小农的自发迁徙，要效率的多。
二来，甭管李欗咋想的，最终的结果都会是通过土地和农业，又使得一些人的资本积累起来了。伴随着新技术的采用，这些富余的资本，便会自发地流入、至少会流入到一部分进入实业。
三来，大顺内部的转型剧痛，也确实牵扯到一个人均土地不足的问题。人均土地充足的话，转型只是痛，不至于死；而人均土地不足，转型不只是痛，而是要死个大几千万甚至算吧算吧要上亿的。
甭管李欗的初心是啥，他要是能完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那么就算是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完成了其特定的使命。
还是那句话。
北美早期也有男耕女织的经济模式，甚至一些地区的羊毛纺织业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为啥被冲击之后，反应没那么大？
因为我有160英亩土地，我老婆织布的钱被冲击了，大不了让我老婆别搓布了，种地买布，或许收入下降一点，但也不是过不下去。多卖两车包米呗。
包括说，《威士忌税法》导致的自耕农粮价收益大减、副业家庭手工业酿酒崩盘，导致了威士忌叛乱。但叛乱到最后，也就是唠一唠，抓了两人，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而大顺则是我家一共十亩地，老婆纺纱这事，直接关系到家里能不能交的了税、交的上租子、吃的起盐、冬天能不能做条棉裤穿这事。
这要是被冲击一下子，那除了揭竿而起，真就没有别的活路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一些贫下农过冬的基本套路：老婆用二斤棉花纺线织布，卖掉换四斤棉花，继续纺线织布，再卖掉换八斤棉花……最终完成一家老小过年的新衣裳。
这个套路一旦断裂，那这家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同样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面临工业化的冲击，你家100亩地，和你家10亩地，面临的冲击能是一样的吗？
所以，想方设法迁民，本身没啥问题。甚至于只要能快速迁民，你要有本事借着海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内部搞圈地运动的玩法，只要你压得住、你有本事把两亿多人口快速逼到海外去种地，那也没啥问题，只要你有本事压得住。
因为，工商业确实可以容纳几亿人口。
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个过程，而不是说“脑子一动、思想一开放，或者是啪的一下点一个按钮、签一个法令，刷的一下，工商业就能容纳两亿多人口”了。
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商业即便发展，农民问题依旧是大顺的首要问题。
况且说，迁徙出去的人口，人均资源人均土地占有量提升，本身也是在放大市场、做大市场。
而基本上，大顺的先发地区，已经可以确定能吃下势力范围内的全部产业，暂时也不会有竞争。这又可以容纳更多的工商业人口。
总的来说，李欗的思路，基本上是可行的。
以他说的“消灭印度的制糖业”为例。
真要是搞成了。
南洋每年需要增加大约十几万的制糖、砍甘蔗的劳动力。
东北地区又可以增加十几万种植黄豆、榨油、压豆饼、运输的劳动力。
这几十万人，又需要吃饭、穿衣服、最基本的消费等等。
又可以带动苏、鲁地区的烤烟业、肥皂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冶铁业等等，容纳更多的工商业人口。
同时，因为大豆种植此时所必须的高粱——大豆——高粱的轮作模式，又即可极大地缓解粮食危机、稳定粮价、同时反过来促进沿海地区的粮食价格进一步下降，为工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也为方便运输地区的传统租佃制瓦解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