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玉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刘玉看来，这么搞，对大顺王朝是毒酒，因为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一旦壮大，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不去吃掉内部市场。
这是刘玉理解的饮鸩止渴。
是从阶级的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顺王朝的鸩酒。
而在皇帝看来，这杯鸩酒，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问题。
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内部货币的统一、货币大量集中在先发地区、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不变的所有权基础下，这么搞，会导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飞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皇帝所谓的饮鸩止渴，是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理解，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被取消之后，会导致货币集中，最终兼并加剧。
刘玉和皇帝对“饮鸩止渴”的理解，是一回事吗？
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皇帝是站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兴衰轮回的角度，去理解的。
刘玉是站在新时代和旧时代之交的新兴阶级的斗争夺权的角度，去理解的。
故而两个人在对未来的思索上，也是有分歧的。
简单来说，两个人都很乐观。
刘玉乐观，是因为这么搞，大顺王朝必死。就算李家可能不被清算，依靠传承，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旧时代会被彻底砸碎。
皇帝也乐观，因为按照皇帝理解的鸩酒，大顺王朝未必死。而是有可能站在“小农”的角度，借助小农的力量，把新兴阶层的势力扫灭，但又留下他们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继承他们的遗产。
最聪明的统治者，一定会尝试借用小农、小生产者的力量。用第一种私有制，反对第二种私有制。
就是老马说的:【经济学原则上，往往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王权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刘玉理解皇帝的乐观——先喝下鸩酒，以后找解药的乐观——到底源于何处。
但，刘玉的乐观，也正是建立在对皇帝的乐观嗤之以鼻的态度上。
新兴阶层、新兴阶层，既然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光影伴生的系统。除了有一群在大顺的社会条件下相对脆弱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一群新生的、能够和佃农等站在一起的、出卖劳动的阶级。
谁说，颠覆旧时代的新兴阶级，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业资产阶级？
或者说，谁说新兴的阶级，就只有一个？
旧时代，也是俩俩伴生的啊。没有佃农，哪来的地主？没有工人，哪来的靠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生的资产者？
所以，皇帝可以乐观，以封建王朝的传统思路，把问题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就是刘玉所谓的变种洋务运动思路。
刘玉也一样乐观，以新时代的阶级的斗争思路，把问题理解成“内地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为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使之无法深入到内地。同时又引导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从而分散敌人的力量。”
如果按照皇帝想的这么搞，那就真的进入到刘玉熟悉的剧本了——传统王朝的传统力量，控制内地；新的东西在沿海“口岸”肆虐，一旦力量允许就琢磨着往内地使劲儿。
无非就是，三座大山中的两个，合为一个，帝国主义竟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已。
还是那句话，一鸦的“关税”问题，影响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关税问题对小农而言，并无区别，都是要把他们瓦解的。
因为，理论上，一国之内，各省之间不该存在关税。那么，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起来后，松苏的布，和曼彻斯特的布，对小农而言是没区别的；只是说，对民族资本而言，区别巨大。
应该说，刘玉的一些列改革，只是把买办阶层往死里弄，弄得大顺现在真的是欲当买办而不得——
“不反人类”的商品，欧洲货几乎卖不进来，这当然不全是刘玉的改革之功，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换来的，历史上1800时代之前也是欧洲的吊毛都卖不进来，反倒是逼的英法连续出台政策，细木匠协会大闹要求禁止东印度公司买中国货、笛福狂写小作文、曼彻斯特纺织业哭庙请求出台东方棉布禁止令、休谟感叹是广阔大洋作为天然关税顶住了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