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 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按照先秦诸子某一派的说法，爱和用是有极大区别的。
那皇帝是爱钱呢？就像是爱手办、爱老婆、爱纸片人那样，就愿意捧着钱睡觉，听着钱哗啦哗啦的响声？
还是想要用钱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对皇帝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皇权之下，他就是拜君权神授教的大教主，为啥还要去搞个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奋斗”，做终产者这个最终教主呢？
那不是闲的吗？
既然能够区分，那么皇帝贪图南洋的钱、印度的税，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爱，那么用来干啥？
自然是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了。
皇帝让太子去读《盐铁论》，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太子，大顺现在像大汉，这些各种除农业税之外的朝廷之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事功之臣阶层。
这些东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税源, 也是事功之臣们存在的经济基础。
靠那些农业税，是养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 也是无法为事功之臣的存在创造一个经济基础的。
事功之臣到处做事, 前提得有钱。
没钱, 就没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脑子锈了，放开地方权，让事功之臣都去地方当藩镇，但这本质上也是让他们弄钱，没钱啥也干不成。
皇帝让太子读《盐铁论》，真正想让太子明白的，还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为什么要有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后，为什么会有王莽改制？
还有就是在给的那本书里，为什么刘钰会讽刺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在改进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个专营特许的特许捕鼠权？
大顺的这些大型“财阀”，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国家的一些特许专营的行业类似？
大顺这些年涌现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边疆饿狼、大量的试图在边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靠的是什么？
现在中央财政，或者说皇帝内帑, 如果能再难道印度的税收白银，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解决什么事？才能让皇权恒久远？
白银是财富吗？
白银能买到想要的东西, 并且尽可能大宗物价稳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而如果是松苏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
二者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
当种种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内容，归结到一個“先修哪条铁路”这个被极大简化的问题上时，皇帝也必须给太子讲清楚一件事：
大顺之前，承接明制。
大顺自称，追慕李唐。
但实际上，此时的大顺不论是军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销、中央财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税占财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变种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汉。
关键就在于那句话：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西域之地，或许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见其形，刻舟求剑，而不得其意。
大顺不搞铁专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妈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垄断更赚钱，而且更容易管。卖铁锅农具啥的，一年累够呛，还挣不了几个吊钱，现在非要专营这玩意儿干啥？
而汉时候铁专营的收益，可完全类比此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口。
过去的铁，不是现在的铁。
盐铁之利的本质，在利，不在盐和铁，或者说与时俱进，就应该像是井田一样，以至于现在复古派都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井为均之托词也”，要想明白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井田这个形式。
如果太子搞不明白，很可能，大顺也要走一条最终来一场王莽改制土地国有天朝田亩、而终于天下大乱的结局。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传统的那些守旧大臣，靠不住。
松苏那群新崛起的人，也一样靠不住。
更希望太子明白，他在上次南巡时候，看到资本以织布机下乡的形式沿着运河快速蔓延时候的警惕。
大顺不产白银，白银是外来货币，却又是大顺的法定缴税货币和流通货币，一旦放开管控，松苏积攒的外来货币，会瞬间让大顺的土地兼并问题翻个几十倍。
而只靠那些守旧派的大臣，大顺一年也就收个两千万两白银，事功派就可以彻底回家睡觉了，根本没有他们存在的舞台了。
因为没钱，大顺折腾不了，无功可事哪还有什么事功派了？
事功之臣没了，最后朝堂里从打对对胡，变成打清一色，那这王朝也基本到头了。
烂成一团泥，慢慢腐朽。
太子应该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小民，可以在太祖皇帝高举义旗的时候，一起推翻前朝。
小民，亦可以在新时代威胁到旧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最坚决地站在皇权身边。
水可载重，亦可覆舟，其精髓，是民本，牧民。民本不是兼相爱交相利，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一毛，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是要分水和舟的，水非舟，舟亦非水。
当然这是统治之道上的东西，皇帝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太子应该还能学明白。
谷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