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改革，其实逼疯了很多人。
孟松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不是刘钰一直在等待的、期待的锐气的、热情的、浪漫的、冲动的、改变世界的青年。
甚至他们这一整代人，都不是。
更不要说他们的上一代。
这不是他们这代人的使命。
他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迷茫、痛苦、扭曲中，为大顺王朝的墓穴，挖下最后一抔土。然后做一个样板，告诉天下人，“牧民”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最后的理想主义牧民者，只能去原始地区干点啥。
正如他们上代人的使命，是传承明末的恐怖记忆，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最后一批对那个黑暗时代还有深刻印象的儒生。
最后一批对那个差点神州陆沉的时代印象深刻的儒生，对此时的大顺而言，意义在于“我们愿意为避免那种黑暗再现，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代价可以被讨论的时候，主动的变革才有可能。
他们的上一代人，和上上代人，给出了答案：我们为避免那种黑暗再临，宁可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
浸润宋儒数百年的读书人，被神州陆沉的绝望感逼着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这是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
沉重到，这个代价的等价物，可以是十二亿亩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是几千万人口、可以是天下的六十万生员、甚至可以是科举制度。
在那个时代，儒生对王安石的态度，就能见端倪。
混乱时代，反对王安石的，都不是在说王安石，而是在用影射学，影射王阳明——以一人而易天下之学，于是天下崩溃，北宋亡大明亡，主要是反对王安石搞一家学问，用荆公新学改变天下思想。
混乱时代，支持王安石的，也都不辩经说王安石其实是王道，而是带着王安石用申商之术压根不是王道的默认，直言我们宁可选申商之术易天下之学、宁可全天下都用荆公新学的教材统一思想，也不想现在这样。
换句话说，上代儒生中的激进派，宁可放弃王道、也几乎等同于儒生放弃儒学作为可以接受的代价。
到孟松麓这一代，即便他们是经过言传身教仍旧对明末危亡留有最深重的记忆，可终究那一切已经过去太久了。
曾经在国破族亡危机之下紧密团结的各派，在大顺上升期，分裂了。
或者说，分裂的还不够彻底，王道派还有霸道派的残留、霸道派也有王道派的影子。
或者说，分裂的过于彻底，导致没有残留和影子的人，要么跑到了传统那一边、要么跑到了新实学这一边。
以至于当初的变革派的正统继承者，被夹在了中间，左右摇摆，浑身难受。
一会儿，王道涌上心头，觉得大顺这么做，有点不地道。
一会儿，霸道涌上心头，觉得大顺这么做，可也行。
摇摇摆摆，往前走也难受、往后退还难受、一动不动仍旧难受。可偏偏又不肯放下天下只管自己，恐有一股子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头却不知道道在哪。
这要是不疯，才不正常。
结果就是刘钰经常嘲讽他们，但真等到檀香山这样的事情到眼前的时候，还非得找他们这群“不知道该往哪走的理想主义者”。
总体来说，权哲身比孟松麓幸福多了。
权哲身来松苏转了一圈，之前的痛苦都解了——合着恩师李星湖的担忧，都他妈是杞人忧天啊？均田制瓦解、高利贷出现、土地交易，最终尽头这不就是松苏？那担忧什么呢？
毕竟，朝鲜国的儒生，没有思考“天下”的资格，只需要考虑自己国家的那点事就行。它可以做天下的一部分，但不可以去定义什么是天下。
天下不是国家，又是国家。
天下是一致的道德。
天下是具体的所有制。
天下是主流的宗教。
天下是具体的生活方式。
所以，实质上，松苏模式，某种程度，算是“亡天下”的。
但难受之处在于，这种“亡天下”，似乎并不差。
这个区别，其实朝鲜国的儒生也明白。只不过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当大顺的军舰开到釜山之后，朝鲜国的儒生，其实已经丧失了谈论或者定义“天下”二字的资格。
通过历史上的一个小片段，就能大致去理解，天下、国家、朝代之间的区别。
大明万历二年，朝鲜国贡使团来大明朝贡，恰逢王阳明从祀孔庙这件事。
朝鲜贡使团的书状官许篈，对于王阳明、王安石从祀孔庙的事，大为不满，他认为大明已经亡天下了。
【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
简而言之，如果不把王安石从孔庙里扔出去、如果继续让王阳明进孔庙，在朝鲜人看来，中国人就变成达子了，他们才是中国。
所以，如今，当大顺强迫朝鲜开埠的时候，朝鲜国很多儒生，就认定大顺是“蛮夷”了。
刘钰不懂儒学，也不会辩经。
但他可以指着朝鲜国的鼻子讽刺，说他们和锡兰国更像，没人敢反驳。
因为大顺的军舰三天两头在朝鲜国周边晃悠，于是朝鲜国内部，早就发起了一场自我避险的蚊子狱，最后得出了一个官方共识：其实大顺是中国。
听起来好像挺搞笑，大顺起义军、驱鞑虏，而终有天下，是不是中国，难道还有疑问吗？
现实就是在儒生界，真的有疑问。
然后等着大顺下南洋、舰队越造越多的时候，这个疑问在大顺内部还可以存在，但在大顺周边是不准疑问的。
因为，内部是否有疑问，那是学派之争，是影射显学里的“管仲”到底仁不仁的争论。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