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掺杂了大量扬州、吴语、黄淮口音的移民，本身就是大顺特殊的东北开发的一部分。
而由于东北的特殊情况，也根本不存在由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阵痛。相反，从一开始，这种经济就是外源性的动力。他们也就根本感受不到转型期的问题。
更本质来讲，就如同后世一些学者考察了东北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口结构，得出的结论一样：东北地区，实质上，是在用土壤换取货币，只不过以大豆作为媒介，转移土壤中的肥力元素。
实际上，此时大顺对东北的开发，也是秉持着这个思路。
主要商品是大豆，实质上就是以大豆为媒介，将土壤里的氮、磷进行转型的过程。
大豆在苏北的价值，不是靠大豆的光合作用合成的淀粉体现的。或者说，此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光合作用增值的碳水化合物，是不怎么值钱的。
最值钱的，还是固氮作用、根系吸收的土壤的氮磷等元素。
南洋的稻米，卖的是南洋的阳光能量；东北的豆饼，卖的是根系吸收的氮磷钾。
豆饼的氮元素含量，在6%，是粪肥0.35%的二十倍；磷含量，在1.8%，也远高于粪肥。
靠着这种未开发的土地，在化肥工业出现之前，支撑个五六十年，暂时看来肯定是没啥问题的。等出来后，靠化肥回撒，补回去似也或许可行。
虽然本质上还是卖资源，不过也确实促进了整个大顺新体系内的商品经济发展。
卷入其中的这些人，自然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东北和苏北之间的商品交换。
但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商品交换塑造的经济基础所造就的和移民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今已开发的土地，60%在“大农”手里。所谓大农，指的是拥有土地在500亩以上。
而种豆、收割的特殊的需求雇工的劳动状态，使得传统的、单一的封建租佃关系基本没有产生，或者之前已经产生的也逐步被瓦解。
相反，农民对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依赖性，远超过对地主的从属关系。
老马说的那种封建租佃状态下的【超经济剥削】关系大幅削弱，而资本主义性质的纯粹【经济剥削】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体现在这些人身上，便是他们并没有类似于“租子过高”之类的抱怨，而是更关注于市场价格、布匹价格。
即便扯淡也是更容易扯向这二尺八宽幅的棉布，到底是不是纯棉的，这之类的猜测。
因为这些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他们没有男耕女织的可能，所有的布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都得靠花钱买。
这也是为什么松江府的纸币，能够迅速占据了这里市场，取代白银和铜钱的重要原因。
大顺收不到多少税，靠官方移民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松江府富集的商业和金融资本。
使用白银作为税收货币，也就意味着朝廷放弃了发钞权，发钞权在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的手里。而这里作为大顺国内对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依赖性最强最深的地方，加上大顺本身白银黄金不足的特质，使得这些可以购买初级工业品的纸币，成为了这里的通行法定货币。
朝廷的态度是无所谓的。
东北和江苏、南洋，用相同的纸币，朝廷收的纸币，能买到高粱、大豆、酒、丝绸、棉布、铁器、盐、稻米……那么，朝廷自然不会反对。
因为到现在为止，大顺仍旧还是延续前朝的小政府状态，既没能力管太多，也管不太明白。收上来税保证国防、家天下传承、治水，也就是了。收的税能买东西就成。
既是管不太明白基层，于是一个显然十分可疑的人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来到了这些马爬犁车夫的头目身边，借着二尺八宽幅布闲扯的苗头，敬了一杯酒后，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能够搭乘一下往沈阳运送豆饼、蜂蜜和豆油的爬犁，一起去沈阳，转道营口，显然是准备在开冰之后乘船南下。
提出这个请求的人，操着一口有些抹不去的苏北口音。
身体壮实，披着一件羊皮袍子，腰间悬着一口短刀，脸上还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今年春天，皇后不豫，于是皇帝大赦天下。
从刘钰在苏南苏北改革开始，发配到东北、南洋的那一批扬州人，当初判的罪名还是蛮奇怪的，在十恶不赦的范畴之外。
虽然他们起事，但是他们绝对不是谋反；虽然他们起事，但里面没有邪教参与，所以不是不道；加之大顺的祖坟也不在黄淮区，是以和谋大逆也拉不上干系。
剩下七样，离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