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以文御武，是五代十国这头恶龙的残影一样。
如今前朝晚期的诸多堪称魔幻的恶龙姿态，留下的诸多残影，就是大顺此时的主流想法。
当然，这道残影，对刘钰的一些政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好处的。
也就是同路人的状态，是可以借用的。
比如这一次的盐政改革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商业发展政策朝中反对声音虽大但终究还是有支持者等等，也是源于对明末诸多问题的反思。
只不过，刘钰是在借用这种反思，干和反思关系不大的事。
比如他就不认为废引改票是创造性的改革，但他要借着对明末状况的反思，借着盐政改革的机会，搞他认为有意义的淮南垦荒改革。
而他的大厂晒盐法基本上得到了改革派妥协性的支持，源于对明末反思的一些思路。
仍旧以王夫之为例。
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其实影响了不少人。
而这个看法的本质，用老马的那句话说，叫“统治阶级中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
作为地主阶级中的老练的思想者，明末的许多反思者，得出的结论，其实很简单。
自耕农、小农，才是帝国稳定的柱石。
一切改革，都应该以保护自耕农的稳定性为最优选择。
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应该控制盐业，并且根据国家的预算，在控制了盐业生产之后，按照预算均摊在盐的价格上，从而在生产端完成征税。
如果国家的开支是固定的。
那么，盐上征收的税，就不用从自耕农手里征了，从而就保护小农了。
当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站出来保护帝国的，不是佃户和矿工，也不是勋贵士绅商贾，真正能站出来的是稳固的自耕农，假如还有的话。
虽然好像挺难理解的，觉得在盐里加税，和直接征土地税，有区别吗？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里的自耕农，特指的是六经、古书里的定义——百亩之田到三百亩之田的农。
放在这个人均二亩半地的时代，其实叫中小地主更适合一些。所以这和王夫之追求的“按口计税”一样，这是对特定阶级有利的想法。
而这里面，又不得不说在盐税问题上，大顺的儒生们对先贤的解读。
单看盐税的话，好像先贤的想法，是不成体系的、甚至自相矛盾的。
一边说汉昭帝时候，文学贤良竞欲割盐利以归民为宽大之政，这纯粹是打着“归民”的幌子，实际上是归利于大商人、大豪商。毕竟产盐的地方，离吃盐的地方很远。如果国家专营，虽然苛刻，但最起码还有个度。可要是商贾来，必然要喝百姓的血而根本没有度。
所以，一定不能让盐利“移于下”，要官山海以利天下而利。
另一边，转头又说，官山海实在是恶政，使得百姓根本吃不起盐。如果交由市场，由商人负责，那么一切就好起来了。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官府最好啥也不管，这样的话，盐价才会平稳。要是高了，肯定有商人跑去平抑价格；全面取缔盐业专营，那么也就没有私盐了。
这就有点像是后世，一边盛赞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必将自我过度到君主立宪制，一边又认为大明应该加强皇权继续加大江南税收、打击东林党，有点类似。
出于对明末思想家的尊重，大顺这边的儒生对此，做了很多解读。
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还算圆的过去的解读，就是说，这里说的管，指的是管生产端。
生产端要管。
销售端要放。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由这个角度的解读，也就引出来了这一次盐政改革的诸多争端。
因为，刘钰一直着手的，是生产端的改革，而销售端他认为只是借着改销售端的名义，实则搞生产端改革而已。
也因此，林敏等盐政改革派，从一开始就没怎么考虑生产端的改革，考虑的只是废除盐引世袭制，改成盐区内自由流通制。
也也因此，扬州盐商豢养的儒生，搞卷堂文，搞社团建言，发力点不能在盐引制不能改，而发力点只能在维护盐户小民利益的角度。
当然，皇帝，包括朝中一些真正为社稷、皇权着想的忠君爱国之辈，包括林敏等人，妥协性地支持了刘钰的盐改垦政策，也是因为刘钰的大型晒盐场计划，达成了明末反思之下对盐政的最终构想：
即，【官于出盐之乡，收积而鬻于商。官总而计之，足以裕国用而止尔。官有煮盐之饶、民获流通之利。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其或贵或贱，可勿问也】
官方通过生产端直接征税，征税之后，商人爱怎么卖就怎么卖。
当然，这里面还有刘钰给打的几个小补丁，重新调整盐区、发展四川井盐覆盖湖北、官方大宗运输到特定地点减少商人囤货居奇可能、官方控制一定的盐进行价格调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