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但实际上，在废弃运河、漕运转海之前，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
很多人都知道，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北方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存在，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南方做经济中心。依靠漕运、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依靠两淮盐政，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
在这个体系之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治河必先废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有前朝的台湾事件、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喊再多也不敢动。
解决了海运问题后，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了所谓的“勿要讳疾忌医”的资格。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装傻，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
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但管杀不管埋，就明确表示，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救灾就得了。
在皇帝看来，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
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延续统治。
相对于赈灾这种“保守治疗且等死”；变革和扩张移民是“积极治疗且等死”。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同样的事，在刘钰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结论。
比如。
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苏州织工罢业、松江府踹工歇业、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西家行会”对抗东家等等。
在刘钰看来，就是这证明……萌芽……发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来，那就大不一样。
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非常容易摆平，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
其二：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反观明末时候，真正有威胁的，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均平天下、铲平不公、减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农、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
其三：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并且视他们为坏人。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他这个皇权，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场主。
这种脆弱的、软弱的、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
此辈，不足为虑也。
所以，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海关收入、贸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
再比如。
废漕运、改海运、修淮河、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
在刘钰的视角下，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苏南为工业基地、南洋西洋为市场，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
但在皇帝的视角下，又大不一样。
在整个事件链里，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
便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但是，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统治，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如粮食、盐、武器等等。
钱在稳定的时候，可以等同于物资。
但白银货币化，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但粮食也不多，而且一点盐都没有。
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
即，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通“钱——物资”的快速转换。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辙，有钱有时候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顺必须保证市面上，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且是大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