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能用这个理由压住，也和大顺开国时候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关。
因为大顺这边是讲过“大义”还是“小义”的。
开国之初，一些人就说，你大顺均人家的田，人家剃金钱鼠尾迎“新朝雅政”，这不很合理吗？还有传闻你把人小妾给睡了，人家一片石投降也是可以斟酌的吧？你把人的君父都逼的上吊了，人家联虏平寇甚至准备给日本割岛引十字军东征，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大顺虽然最多也就搞一搞红鬃烈马这样的实在太有既视感的蚊子狱，但还是利用各种手段，扭转了一下明末中期以来的极端自由化风潮，稍微重新塑造了一点点意识形态。
其中之一，就是“大义”、“小义”讲清楚。
至于为什么不准唱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也和这个大顺搞出来的大义、小义有关——唐帝崩，臣篡位，已是西凉国国王的薛平贵引西凉国骑兵入关，为报仇，打破长安，登基大殿，这个问题怎么看？
大顺开国那群人，原本还是农民工匠的时候，倒是很喜欢这个剧的，多热闹呀，乐乐呵呵大团圆。
然而成事之后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浑身难受。
关于大义和小义的争论，或者说关于大顺搞得这场重塑意识形态的蚊子狱，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说苑》里讲过这么一个典故，说是魏王问杨朱，说你整天吹牛批觉得治国很简单，然而你家里有一妻一妾都管不明白，家里的几亩菜地都让你种的荒草蛮生，你凭啥觉得治天下如在掌中啊？
杨朱说，这和放羊一样，你让个小孩去放羊，数百头羊，只要掌握了规律，让羊群往东就往东、让羊群往西就往西。但你要是让尧牵着头羊、让舜拿着根棍去赶羊，这羊群要是不乱就鬼了。此所谓，将治大者不治小。
大顺成事之后，对思想界的控制，遵循的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思路。
并没有派出“尧”、“舜”去规定羊往那边跑……当然主要是因为大顺这边找不出能封半圣的人，搞出一整套完善的意识形态。永康、永嘉学派的学问，重点在于他身处在金人南侵的时候，充满了战斗性和实用性，但不成体系。
大顺是利用了“差点亡天下”这个放羊小孩的放羊棍儿，让这数百头羊去往朝廷想要这群羊去的方向。
大顺开国就先送了个微管仲的牌匾给衍圣公府，开展了“当儒生当到剃发换衽的地步，和天主传教士得了杨梅大疮一样有意思”的广泛羞辱”。
这种广泛的羞辱，带来的结果就是普遍反思和切割。
李来亨用的是“普遍羞辱整个群体，他们中的人自然会站出来制动切割”的思路。
就是说，故意无视士大夫中有抵抗派、有投降派的区别，不喷投降派，不喷具体的人，而是疯狂羞辱士大夫这个群体。
这是明显且故意的谬误，但这个故意的谬误是非常有效的。
大量的士大夫，主动划清和和那些人界限，主动做了切割。
即：如果是我们，我们宁死也不会那么做的。只是你们大顺打赢了，没给我们展示我们风骨的机会。你不能这么侮辱我们这个群体，要批判具体的人，具体的想法，不能批判我们这个群体啊。
那么，批判具体的人、批判具体的想法，会往哪个方向批判？
这些急于做切割的士大夫，主动就往大义、小义的方向上去批判。
由此，大顺自然“被动”地拿起了大义——你们批判的好啊，他们没有大义，所以我们做的是符合大义的，对吧？
大顺没有去花全部的时间，去论证自己有大义。
而是花大半的精力，去羞辱画了个圈圈在一起的士大夫群体，羞辱了几年，被动获得了大义。
其实这也是大顺摸准了士大夫的性子：大顺对他们的羞辱，潜台词是我大顺得天下和你们这群虫豸不一样。
而士大夫则需要赶紧论证，不，你大顺能得天下恰恰是因为你们践行了我们的大义，还是我们在指导你们，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说大顺能建国、能成功？不是你们反对我们的思想，恰恰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践行我们儒家思想的人，所以你们才成功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们。
之前有人扭曲了儒家，他们是假儒。
由此，也就引申出了新的“得国之正”的概念。
然后，怀念前朝的儒生，会自发主动地去幻想和假设。假如前朝怎么怎么样、假如前朝这般那般做、假如前朝如此那样搞，那么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这种幻想和假设的结果，就是“要是当初多用点霸道，虽然不是正统王道，可那也比亡国亡天下要强”的方向上。
在引申出了大顺“得国之正”的概念，并且重新定义了得国之正的论述后，大顺以大顺得国之正的意识形态去定义了大明得国之正。
李来亨去拜祭了明太祖陵寝，并且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研讨的目的不是去论证大顺代明是合法的，而是去让这些士大夫畅所欲言谈谈强盛的大明为什么后期变成那个鸟样了。
这就是一场著名的“修补”大会。因为“保天下”的前提，是基本承认前朝的土地契约，最多只能永佃减租而不会去均田了。
那么，大明后期败亡是因为啥？士大夫来讨论，自然不会触及到根本的土地兼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