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明末惨烈的川陕鄂拉锯战，使得四川人口锐减，以至于出现了皇帝之前给刘钰说的那种“仿佛桃源”一般的风气。
从此时不溺女婴这一点，就能看出来。而后世都学过一篇课文，那位元帅的母亲也溺死过孩子而且那位元帅正是四川人，显然抛开经济基础谈道德谈习俗是靠不住的，只能说现在这里人地矛盾还不是很大。
是以，四川不比苏北。
在苏北，刘钰想抓人去南洋，甚至都不如一个黑奴值钱。
而在此时的四川，给苏北那样的待遇，估计去南洋的人，不太可能有几个。
四川号天府之国。
虽然这年月没啥真的天府。
但得看和谁比。
和五月大风、六月黄汛、七月高家堰放水、八月大海潮倒灌、九月反盐的苏北比起来，别说天府了，天堂也当得起。
是以，这边人工成本颇贵，至少比苏北贵出了不少。给钱少了，跟刘钰糊弄人去南洋似的条件，这边保准没人来。
简单的道理。
现在蒸汽机的热效率，也就5%左右，可能还不到。
如果烧煤的钱，其实比雇人干畜生的活还贵，干嘛烧煤呢？
当然，雇工和佃户也不太一样。
雇工只要有领头的，就可以瞬间组织起来，要工资、要吃肉。历史上早在满清中后期，四川的盐井工人就可以组织成社团，过年过节的时候组织大型活动，借助舞花灯之类的节日合理举动，彰显雇工阶层之武德。
可井盐不是海边煮盐，一家发个铁锅还真就不行，还非得必须搞大型手工厂，一个六七百米的盐井，莫说此时，就是后世的技术，寻常家庭也打不起。
必须要用雇工制的地方，机器才会大兴。
加之因为两淮盐业集团在朝廷内的影响力，是以川盐理论上是不能入湘楚的，去的也只是私盐。处在即将大发展但还未大发展的破晓阶段。
这一次盐政改革下促进的川盐大发展，不会和旧的生产制度发生太大的冲突。
无非也就是朝廷扶植的财阀集团，通过高额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很快打垮那些旧盐井完成垄断而已——旧手工场要么卖井兼并进垄断集团，要么破产。
再加上大顺北方战争结束，之前办后勤赚到钱的陕西资本集团的钱，无处可去。这里毕竟不是松江府，各种幺蛾子炒作，可以让无处可去的资本瞎鸡儿投，这里想瞎鸡儿投都没地方投。
可以说，蒸汽机配川南井盐业，当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投资四川盐业的商人和刘钰说完刘钰“有所不知”的情况后，感叹道：“此物不知价钱几何？寿命几何？不知是否销售？修理起来是否麻烦？”
刘钰既是带他们来看，这些商人也知道，肯定是卖的，不然的话干嘛要带他们来看？
现在商人要买，刘钰却不答，只道：“不妨先继续看看，看过之后，再一起论。我虽时间紧，但总也能挤出来一些时间。诸位，来这边看看吧。”
又引着这些陕西商人看了看铁轨路之类的东西，这些陕西商人情绪倒是非常稳定。既没有了之前看蒸汽机后的急迫，也没有好像山里人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惊诧。
这也难怪。
盐井地区，发展起来后，其实在一鸦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几公里长的引卤管道、几里长的原始天然气管道。
再加上各种提水工具、能打最深1000米的钻井技术。
要说干这一行的看着这些机械东西会感到震惊，那也真是小看了古人。
甚至对于交通运输，他们也在荣县，修过带引水船闸系统的运煤河，煤渣愣生生堆出来过一片河滩平原。
要说这算资本主义萌芽，这也确实算。上万人的大手工工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完美契合，带动了周边一整套的产业链。
但萌芽总是相似的：赚了钱之后，买地、囤地，然后大量的资本不是投入再生产，而是投入了买地和放高利贷上。
荷兰也是一样。
荷兰只不过是买地不赚钱，但本质是一样的，工业资本迅速向商业资本滑动，靠收租和放贷增值资本，而不是投向工业。
历史上这些陕西商人也是一样，干出来上万人的大工厂，修了十几公里的输卤管道，直接刺激出一个三四十万的商业中心。
然后，各家的收入比例，利润和地租的比例蹭蹭地变，最多的时候号称某“食盐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收地租一年能收400万斤粮食。就如同荷兰从海上马车夫，混成了西欧金融中心一样的路，实业齁累齁累的，确实不如收租和放贷挣钱舒服啊。
虽然刘钰非常理解，土地收益率那么高，大顺土地又自由买卖，傻子才不买土地呢。
这正体现了资本的逐利性，是完美的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驱动。
但就像他在松江府做的一样，要发展工商业，第一步就要先解决“资本积累后流向土地”这个大顺、当然也包括前大明的特色问题。
所以在引领着这些人参观完对盐井发展配套相关的新技术之后，刘钰并不急着只是推销这些新技术。
要只是推销新技术，最多也就是洋务运动的水平，没有任何卵用。
不解决一些制度上的问题，蒸汽机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原本200年完成的兼并，只用30年就能完成。
现在对刘钰而言，重要的不是让这些陕西资本集团接受新技术，这是显而易见非常容易的。
重要的，是怎么引导他们盈利的钱，走向他想让这些钱去的地方。
用看得见的手，强行扭转资本的流向，而不是流向土地和高利贷。
这一点，才是川南改革的真正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