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情况，不只是在南洋表现出和之前的巨大差异，更是在锡兰印度这边表现得与众不同。
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
锡兰的宝石、肉桂、槟榔，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
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还有两个小金库。
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
这些高级瓷，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
这里的高级贵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
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
再一个，就是锡兰了。
南洋的香料比较杂，商品比较乱。而锡兰，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而且还有一个“正统”的朝贡国。
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
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可以想象，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
国王选择振兴佛法，拉拢佛教僧侣，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
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
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是“天下”这个概念延伸。天下，说白了，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在“天下”这个范围内，是普适的。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
贵族分权国王？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
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殖民者”、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
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
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
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更是没影的事。
历史上，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恰恰产生于宗教。
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
是英国人要种茶叶，要拍卖僧侣的田产，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
而在这之前，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
毕竟，之前有国王，是被贵族以“不能够善待外国人”、“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等理由推翻的。
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特色种姓制度的人，觉醒民族主义，也确实是难。
至于说本地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当初“邀请”荷兰人来对抗葡萄牙人的重要原因，就是荷兰人当初给的香料报价更高。
直到等着荷兰人真正站稳了脚跟之后，这些贵族才发现他妈的葡萄牙人、荷兰人都一个鸟样。
才感叹：“送走了生姜、迎来了辣椒”。
而且荷兰人还他妈的吃独食，抓走肉桂种姓，非要自己搓肉桂以节省成本。
贵族心说我就指着这点肉挂挣钱呢，当初说好了，你们自己定了个高价，到时候买我们的，我们才欢迎你们赶走葡萄牙人。
现在你们居然不问我们买，竟想自己吃独食，抓走我们的搓肉桂种姓去自己生产？
至于说僧伽罗人的底层……用荷兰人的话，这叫“我们应该多重用中、低种姓的人，他们对高种姓的不满，胜过对我们这些外来者”
而另一个很可能主导民族主义觉醒的僧侣阶层，大顺和他们之间就更没啥冲突了。
一来大顺是泛信信仰，也并不搞强制改宗，再说也没法改，本身也对佛教不那么反感。
二来大顺又不准备吞掉僧伽罗王国种茶叶，自然不会去动僧侣阶层的田产。只要不动他们的田产，僧侣们就非常乐于与大顺接触。
主要是大顺不可能傻呵呵地跑去锡兰种茶叶，本国两湖、安徽、福建的茶叶有的是，干嘛跑到这里来种茶叶？
历史上英国人偷了茶种，锡兰的高山地形又特别适合种植茶叶，这才选择了大量引入泰米尔人来种茶叶。
而要种茶叶，就得吃掉寺庙的田产，寺庙的僧侣阶层自然是会为了自己的田产和英国人不共戴天的。
既然不需要在锡兰种茶叶，那么高山地区的僧侣土地，对大顺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而接盘荷兰的海边平原地区……这里面也得“感谢”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葡萄牙的宗教狂热强制改信政策，使得一堆高种姓贵族的土地占有者都跑去山里了。
大量的空闲土地，足够大顺的移民使用。
当初也正是因为这些大量的空闲土地，才有了“巴达维亚华人迁徙锡兰做债务奴隶”的荷兰设想，因为他们发现泰米尔人的劳动效率不如华人，而锡兰的大量土地又被空置。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锡兰的农业环境很特殊，华人是最契合的。
狮子国的名号，中国早有耳闻，两汉时候这里就有了文明国家，而且还是个标准的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
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得僧伽罗一些民众习惯，在中国这个也有治水传统且要在锡兰沿海地区搞小农经济的外来者统治下，诡异的非常……合拍。
在沿海地区的僧伽罗人，非常适应大顺官员的统治模式。
非常适应在农闲时候服劳役修水利。
非常喜欢均田小农经济为主。
非常适应按时缴亩税的特色。
非常适应兴修水利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的西洋人很难理解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