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从未来的盈利性、大顺政权特殊的商人地位、盐商的“珠玉在前”，亦或是其余的种种原因。
总归，开发南洋这件事，已经成为了这些商人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
刘钰的信誉还在，赚了当然好。
赔了……赔了就只当报效了。
比起盐商每年百万两的持续性报效，这一次开发南洋，刘钰估计一次性就能投入上千万两规模的资本。
除了对专门对口的如咖啡等西洋贸易品，或者朝廷买办下的漕米外，刘钰也在其中牵头，尽可能完成上下游产业的整合和沟通。
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当然不可能如无头苍蝇一般毫无章法。
这里面，仍旧需要大量的学实学的学生，进行海量的计算，以及刘钰主导的对未来贸易的预估。
纯粹靠看不见的手，非得出大事不可。
比如种一堆咖啡，结果多了卖不出；或者现在好卖，但不久欧洲必然又得再来一场战争，大顺本土又不喝咖啡，那就砸手里了。
又比如种一些棕榈绳麻，结果不足跟上海军扩建计划所需，到时候又缺了。
还有一些现在看来无利可图，但实际上数年之内必然大有价值的橡胶之类；亦或是伴随着与绝密的大顺印度计划息息相关的金鸡纳树产业等。
还有和军装颜色息息相关的茜草、靛蓝；欧洲战争英法开战下茜草红、靛青蓝的出口额猛增……
等等。
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
靠看不见的手搞破产和转向新产业，动辄就得十几年时间。尤其是一次对外贸易要以两年为周期的现实下，更久。
只不过，虽不靠看不见的手，朝廷也并不出资搞官办。
一来朝廷没钱做这种数年的长期投资，二来大顺的行政效率和基层控制力搞官办定会搞得一塌糊涂。
商人们出资，刘钰主导的工商部负责制定规划，保有一定的自由余量。
同时也不进行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的那种强制收购，而是允许他们自行售卖，甚至可以如辽东黄豆或日本大米一般，搞期货。
之后在龙牙门的几日，基本上就是刘钰拿着成麻袋堆积的书页，分发下去。既算是讲清楚这些产业的用途、规模、规划；也算是找个机会给这些商人们上一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商人们会经商。
但真的未必懂经济学，尤其是大顺这种极为特殊的环境，赶上海外贸易的风口，坐在家里都能收钱收麻了的特殊性，这些商人的水平到底如何，刘钰心里也真没底。
大顺至今为止，算上这次，已经算是有了两次“朝廷干涉引导下的资本转移”。
一次是鲸海、虾夷开发。
通过强迫日本开关，盘活了东北亚贸易，靠虾夷在日本畅销的海产品、以及日本的稻米商品化期货化，完成了快速的对虾夷的移民。
通过玻璃制造业带动的灯油进步，通过海军订单的油脂肥皂，以及后续的对西洋出口的甘油硬脂酸产品，推动了鲸海的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捕捉业，也盘活了海参崴等地的粮食商品化。
那一次的从江南到东北的资本转移，前前后后大约投入了七八百万两。
江南和京畿的投资者们，早已经收回了成本。
而这七八百万两的投资，也促使了后续移民的增多，使得移民成本急速下降。
可以说，这样的人口移民规模，如果是朝廷推动的官方移民，没有五千万两下不来。
没有商业盘活，就会和刘钰去永宁寺时候看到的那些村落一样：狗彘食人食，却穷的没钱用。
这一点，刘钰和皇帝是算过账的。这些年鲸海虾夷地区的移民成果，才是皇帝能够同意由朝廷军队开路、商人跟进的方式开发南洋的重要原因。
因为与鲸海地区移民几乎同时进行的，是西域移民。
而西域移民只能由官方主导，无利可图。
在朝廷花费、移民人口数的强烈对比之下，过于震撼。因为成功、且同时存在对比、且对比实在过于强烈，所以皇帝才敢尝试着往前迈一步。
航海术的进步，使得资本转移和流动成为可能。
实际上，也杜绝了明朝的一种怪病：江南商人和士绅集团贴在一起，搞江南本位主义。
航海术的进步，也使得废漕改海成为可能。使得皇帝可以放心大胆地任由江南的新兴资本集团折腾，不用担心大运河断绝之后的南北分裂问题。
这一次搞的资本投资转移，规模比上一次要大的多。单单是朝廷漕米的一年买办费用，就赶上了鲸海虾夷开发的投资量。
而这种巨额的资本投入，又因为种植园模式的缘故，使得尝试发行纸币已经成为可能。
当然不可能是面向全国的，而是以南洋为根基、松江府为据点、天津等地先设置兑汇除的方式，逐渐铺开。
大量的雇工进入种植园，他们一无所有。
而投资种植园的这些人，白银要买的东西，大部分都在松江府可以批量买到。
南洋所需的各种日用品，一部分是本地产，大部分却都是从大顺批量购买的。
这种特殊性，使得先连通种植园、松江府、海军、新兴工业的纸币，完全可以尝试。
如果是闽粤的自发性移民，这种纸币显然是难以被接受的。
大顺在南洋的征服，将以经济和货币为主、军事为辅。
这些，都在南洋大开发的计划之中。而且伴随着南洋开发，作为原材料产地，朝廷也会很容易接受以纸币作为赋税：钱能花出去、买到想买的大宗物品，再不济也能兑换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