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
一场剧烈的变动、战争，会加速社会意识跟上社会存在的脚步。
大顺在亚洲下南洋、在欧洲干涉俄国政变，就是催生这种社会意识跟上时代脚步的军鼓。
大顺的对外战略，需要一群脑子好使的敌人、至少是一群意识到“时代变了”的敌人。
否则，恐吓、威慑之类的办法，就用不了。
这就好比之前来伶仃洋的乔治·安森，那就是个标准的对社会的认知落后时代的人。相隔数万里的大洋补给线、大顺的战列舰已经开始巡航亮肉、自己舰队的水手因为坏血病死了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开着一艘破百夫长号居然还在伶仃洋牛哄哄，这不是没意识到“时代变了”是什么？
和这种人，怎么打交道？正常思维完全没用。
当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后、在俄国政变之后，欧洲各国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对世界格局的认知。
英国东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这种冲击的。
只是，还不够。
现在，刘钰用另一种方式，唤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内心的焦虑。
这就是在逼着东印度公司发散思维、开创思路、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让法扎克莱焦虑，还要让法扎克莱将这种焦虑，传递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任何一个投资在500磅以上的股东。
你们不想赔钱、不想将来一夜破产，最好就是转变转变思路，看看好望角以东的亚洲地区，哪里还有利润增长点。
比如说……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个地方？
比如说，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应该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税上，而不是单纯的贸易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多远算远？
刘钰这是远、中、近三位一体的焦虑。
近，有鸦片事件悬而未决。
中，有大顺开辟了中荷合作贸易，理所当然会打压竞争对手。
远，有技术交流导致的技术爆炸，最终会导致单纯的东西方贸易无利可图。
自然，这种引导，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着吕宋问题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能解决了。这种焦虑，必然会让英国放弃吕宋，转而集中力量于印度。不会捧着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为潜在的“反英同盟”的准盟友，真要是英国把吕宋还给西班牙了，那就短时间内还真不好动手。
但这种利弊，从稍微长远来看，也不是问题。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悬海外的吕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
在这种焦虑引导下，刘钰面前的法扎克莱果然沉思起来。
虽然脑子里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法扎克莱：
小心，小心！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个魔鬼，他的话不可信，他骗过很多人，想想锡兰移民吧、想想瑞俄战争中俄边境谈判吧、想想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吧！
然而，这个声音之外，还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
是的，你眼前这个人是个魔鬼，但他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依靠的也不是谎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接受锡兰移民计划，又能怎么样？屠又不敢屠、救济又不肯救，暴出大起义的结果就是大顺提前出兵，锡兰移民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多赚了几百万两白银；俄国不接受边界谈判又怎么样？瑞俄战争爆发，若真不接受，大顺难道不会出兵西进吗？
这两个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回荡，法扎克莱的内心越发紧张和恐惧。
眼前的这个人，很随和，脾气很好，虽然刚刚因为鸦片问题骂了半小时的娘，但现在依旧文质彬彬地请他喝茶。这个人并不残暴，也不以杀人和战争为乐。
但这个人背后却蕴含着一种叫人与他为敌时候莫名恐惧的力量。
未知。
法扎克莱心想，你的每句话，好像都不是假话。
可你说的每一句真话背后，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然而，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话，让我们自己思索，最终总能达成你想要的目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
想不通这一点，法扎克莱的内心始终不安。
而且，更加的不安的，便是一开始本能地警惕刘钰说的话可能是谎言、蕴含着某种阴谋；然而在本能地警惕过去之后，认真思考，却又觉得每句话都是真话，叫人无法辩驳且合乎理性的真话。
法扎克莱紧张之余，不免多喝了几口茶，滋润一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的喉咙。
在长久的思考之后，法扎克莱终于问道：“公爵大人，您的话，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您的角度，或者站在您是国家高级官员和内阁成员的角度，您思考的方向是无可指摘的。”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和您把‘航海钟’作为我们诚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刘钰仍旧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看过一部书吗？是你们英国人写的。”
“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法扎克莱当然知道，也可确定刘钰不是要用航海钟去找乌托邦群岛，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会做的事。
眼前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
于是他点点头，表示这本书自己当然读过。
但只表示读过，却并不对此书发表任何政治上的见解和意见。
刘钰则用舒缓的语气，引用了里面的一句话。
“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这句话后，刘钰笑道：“我们天朝呢，玩的比你们早点。村社什么的，解体比较早；井田制什么的，都完了两千年了。也没有什么公地可被圈、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级分野，早就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