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卿之言，或为民请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闷了一声，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便转过身，不再说话，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
淮河的清水、黄河的浊水，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
认为构建的大堤、水闸、泄洪道、冲刷闸，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问题？
前朝治水之义，以保祖陵为上、保漕运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区别？
若不是祖陵不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便是祖陵不在这，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来知道，漕运、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只要保证了漕运，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淦说，自己不是鸵鸟，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
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二十年前，提及海运，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是“危险、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是脆弱的后颈皮，一旦被人切断航道，南北分裂”之类的声音。
凡提海运者，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
到现在，至少，嘴上反对海运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为，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
当那些“为国为社稷”的大道理讲不通后，这些反对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当南洋问题、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
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只是说荷兰政变。但皇帝也知道，根据刘钰的战略，政变这一步做完，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
只要谈妥，钱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
当初刘钰的承诺，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现在看来，似乎比预想的要高。
垄断费、股本生息分红、官窑瓷器专卖、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单单这几样钱，便不止了。
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拍着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各地节度使乱战，必有“石敬瑭”之辈，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视之如外，能守则征赋税、不能守则退诸南洋，无有前朝扬、奴乱之虞，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
如果一切顺利，三五年内，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
皇帝心想，只要有钱，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
黄淮地区，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
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烂到这种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
但是，黄淮糜烂，为王前驱，引出的问题却多。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
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南北之分。
这里阻隔南北，又关乎运河。到时候，或南方督抚日强、若别处再有起义，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怕是要出大事。
黄淮，恰在南北中间，加上运河，若以人论，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医手、脚疼医脚，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废掉，全身都使不上劲儿。
自宋以降，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气，现在病恹恹的，腰都没劲，哪还有力气？
问题在哪？
江苏节度使看来，问题就在漕运上。
如果天下太平，这还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
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
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
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
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
漕运糜烂，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
当然，江苏节度使不能用“起义”二字，用的是叛乱、民变、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
到时候，外患引发内忧、内忧引发内乱，纵然黄淮地处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镇压，最多只能为王前驱，成不得事。
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一旦是个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乱。
皇帝对此是认同的，其实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顺两朝，对黄淮百姓，确实是“狠”了点。
为了保漕运，一旦有水灾，朝廷虽不明示，可实际上是默许“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说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要饭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问题不出在凤阳那个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个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又废海运走漕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