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康不怠主动提出这茬，安东尼也正好借坡下驴，遂道：“侯爵大人的能力，哪怕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讲，也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个人也是佩服的，即便是之前作为交战国。”
“当然，尼德兰的商人们，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也是既敬佩、又恐惧的。您当然知道，敌人的恐惧，是对这个人最大的赞誉。可喜的是，我们化敌为友了。”
“欧洲的情况，也确实如您所说，德国人在法国当元帅、德国人在英国当国王、甚至荷兰人也能去英国当国王。我们并不质疑一个外国人的领导。”
“然而，侯爵大人的诸多所作所为，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是一个严重的爱国者。”
“一个严重的爱国者，是否会在中荷贸易合作中，完全公允地站在中荷两国的共同利益上？”
康不怠笑道：“中荷既然已经开始了合作，化敌为友、止干戈为玉帛。那么，在东南亚问题和印度问题解决之后，荷兰的利益，就是大顺的利益。”
“这样的话，一个爱国者，不是正好有利于中荷之间的合作吗？”
他着重点出了“东南亚和印度问题解决之后”这一点，这个道理就说得通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占着南洋一天，中荷关系就是潜在敌人；荷兰放弃东南亚和印度，荷兰就可以和大顺做朋友。
这个逻辑说得通，那么一个大顺的爱国者来监管中荷贸易，自然可以说有利于荷兰的利益。
安东尼闻言，心想那可未必。
大顺的名声还好，对盟国那是相当的讲究，无可指摘，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中法之间的关系都表示出了某种程度的羡慕。
但刘钰个人的名声，至少于荷兰这群政坛老手而言，比隔壁普鲁士的那位强点有限。
战略欺骗，尤其是针对荷兰的战略欺骗，搞得次数有点多。
而且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尤其是很难猜出来他的真正目的。等着真正目的看清楚、看明白的时候，却已经无法挽回了。
就如巴达维亚的糖厂事件，现在回望，方能看懂当初的奴工起义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搞乱巴达维亚，因为在大顺那边看来巴达维亚打起来简直不堪一击，而是为了迫使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接受迁民计划，使得大顺没花一分钱，在几万里之外的锡兰有了数万人口。
当初整个荷兰都怀疑，巴达维亚奴工起义，是英国人在背后当搅屎棍。
配合上僧伽罗英国教官事件、特拉凡哥尔英军教官反击荷兰舰队事件、以及之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漳州打压荷兰商人事件，让荷兰没有丝毫的怀疑，就把这个大黑锅扣在了英国头上。
当初整个荷兰都认为，大顺即将和俄国开战，刘钰即将节度西域，以配合瑞典，东南亚可高枕无忧矣。结果顺俄之间根本没打起来，反手大顺就倾全力下南洋了。
这么久之后，才能透过那些迷雾，看清楚真正的目的。
现在只嘴上说说，到时候一定能保证荷兰的利益，哪怕前期看着好像荷兰确实得利了，但谁知道十年后、几十年后，会不会发现又是一场阴谋？
这种事，难以预想。
安东尼便直接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询问道：“先生作为侯爵大人的私人顾问，并且说中荷合作之后，荷兰的利益就是贵国的利益。那么，请问，您认为，荷兰的利益在哪呢？”
康不怠还真没想过印度的事，这倒不是说他不知道印度的利益，而是因为信息差的缘故，他一早就知道，西洋贸易公司，不管印度的事，只管西洋的事。
印度的事，皇帝也不准备让西洋贸易公司，或者说中荷贸易公司去管。
而且他也和刘钰讨论过印度问题。
两人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大顺的特殊国情，使得贸易公司不可能拥有英荷模式下独立的外交权、司法权、开战权、军队、政府、税收等等。
打不打印度，中荷贸易公司即说的不算。
而且皇帝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既有钱、又有军队、又有一片自古富庶的天竺土地的庞然大物存在。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国内都没有实封的公爵，能让一个公司手底下占有几比中原的印度、手里二三十万军队、几十条战舰？
所以，印度对大顺是有利的，而且非常有利，但攻伐印度、夺取印度的步骤，因着大顺的特殊国情，就不得不和英荷法等国完全不一样。
第一步，以印度的人头税、土地税，蛊惑皇帝。
第二步，发展对西洋的贸易，使得棉布等有广阔的市场；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印度的大米等，成为大顺沿海城市和南洋的重要需求。
第三步，工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即便皇帝死了，人亡了，工商业带来的巨额赋税、容纳的大量的失地人口，都倒逼朝廷不敢轻易反动退步。
第四步，工商业发展急需的棉花、大米，迫使朝廷不得不控制印度。人亡，政不息。
而要把这四步做完，其中最最最重要的一环，恰恰就是欧洲市场。
欧洲市场打开，才能使得大顺的工商业，在不伤及小民之利的情况下，被呵护着成长起来。
现在大顺的萌芽们，无力解决大顺的小农破产问题——既做不到法革那样的全国土改，也做不到以沿海几个工商业城市镇压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做到前者，比登天还难。
做到后者，意味着要和传统文化、儒家仁义、王朝根基、做过英雄的统治阶级搞全面对抗。
小农破产，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把工商业掐死，以大顺的意识形态，怎么都不算错吧？
而就现在萌芽阶层的那点力量，真有本事镇压全国范围的、而且肯定还有大量读书人以“匡扶正道”为心念而参加的大起义？
不说别的，就一个松江府的粮价问题，都搞出了诸多矛盾，这才哪到哪儿呢？
是以，大顺的工商业想要发展起来，必须以一种非常非常畸形的方式：避开国内问题，以国外市场为驱动力，悄悄成长。
这就是大顺的特殊国情。
内部市场，内部需求，小农经济为主导，大顺皇族很清楚自己江山的根基是啥。
若必须做取舍，皇族或许会有分化、歧路，但做皇帝的那个一定是支持小农和。既是做皇帝就支持小农经济，也是不支持小农经济的那个皇子肯定是被剿灭的“逆贼”。
而要萌芽们能发展到足以对抗旧势力的力量，恰恰需要一个巨大的、巨大到让整个世界都被影响的市场。
因为大顺的人口多、集权强、皇族既是保天下驱鞑虏的英豪后裔又是当年均田免粮的英豪后裔，稳定的一批，号召力可不是满清那群人在末年的号召力。
恶龙好杀。屠龙英雄不好杀。
不说真要到反抗地步时候的朝廷能掌握的人力财力物力，就是现在朝廷平时的常备力量，二十万正规的线列兵、五十万可招募复原的人员、十几万良家子、几十万边境纳血税的对抗萌芽们最凶狠的永业田自耕农府兵……这份清单就在这摆着，需要工商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武装夺权？
这是个可以量化计算的东西。
需要工商业的总资本力量，能够达到几十亿规模以上；需要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至少有个百八十万正式的工人。
英国资产阶级能操控议会的前提，是在20年泡沫爆炸之前，股份制公司和各种公司的股本，大约是3亿五千万英镑，折合库平银十亿两。
英国什么人口？封建余孽什么力量？每年被迫前往城市的农民有几个？
大顺的体量，按照英国20年泡沫之前的三亿五千万英镑的股本规模，做个等比数列，有能控制全国的力量，这得需要新兴阶级有多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