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对他也心怀恐惧。他确实是一条毒蛇。”
想到前些天关于“武直迷”济贫制度的评价，瓦尔克尼尔心里也有些慌，这种人的眼睛似乎专门盯着表皮之下的东西，确实很有可能借机惹出一些事端。
而且之前的会谈中，对方也直言不讳表达了对荷兰存有偏见。如果他去阿姆斯特丹搞事，是有很好的条件的。
荷兰本土的一些启蒙派，或是杀、或是抓、或是流放，总有治他们的方法。
可刘钰作为大顺的钦差大臣、皇帝特使，他要是在阿姆斯特丹讲话，总不可能直接派兵把他抓起来吧？
也不能堵上他的嘴，再说欧洲此时正值中国热，“理想国”的钦差大臣来讲话，必然是人头攒动，到时候迸出几句话来，那可就热闹了。
再者，董事会找人背锅，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之前巴达维亚的“多余”华人，从本质上讲，根本就是董事会的决策失误，让蔗糖产业过度扩张，这才导致了糖厂危机，和大量的“多余”人口。
可董事会并无人负责，而是把上一任总督抓起来背锅，理由是私自出售居留证、私自收钱允许华人登岸。
这已经不再是那个勇猛开拓的东印度公司了，而是腐化成了一个上下欺瞒、推卸责任、内部勾心斗角、七省围绕着17个董事团人选互相使绊子的庞大旧物。
菲利普斯的担忧，让瓦尔克尼尔觉得大有道理。
“但我刚刚说过，我支持勘合贸易。是不是可以写，从利益的角度，我支持勘合贸易；但从主权的角度，我反对勘合贸易？”
“是要利益还是要主权尊严，让董事会去选？”
菲利普斯觉得这个办法看似折中，可实际上却是把董事会架在火上烤。
“总督先生，你觉得董事会，会选择主权尊严？还是利益？”
瓦尔克尼尔不做声，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这么说，不就等于是自己在批评董事会的人不讲主权的尊严的吗？
即便信件不公开，那这封信本身也会让董事会感觉到一阵恶心。
“总督先生，如果我们提醒董事会，刘钰可能会用这种可能的阴谋手段。那么，董事会很可能直接拒绝勘合贸易。同时，董事会必然会拒绝平等外交和关税协定的要求。那么，必然会导致大顺对我们的经济制裁，甚至驱逐商馆人员。对吧？”
这也是必然的，董事会不可能同意平等外交、关税协定的要求，那是要断公司的根。
“所以，总督先生，如果我们对刘钰举动的猜测，导致了影响对华贸易。那么，董事会在事后，是否会认为，刘钰未必会那么做？万一勘合贸易只是第二选择呢？万一勘合贸易也是刘钰真心的要求，并不是用来做掩护的诡计呢？”
“那么，我们的预测和警告，到底是功劳？还是要对大顺驱逐我们商馆、导致公司对华贸易锐减一事负责呢？”
“到时候，股东们发现分红锐减、发现对华贸易的利润降低、发现股价降低，肯定需要有人负责的。”
“到时候，提出刘钰可能使诈的我们，就要来负这个责任了。”
瓦尔克尼尔沉吟一阵，把有些沉重的头，用力地点了点。
是的，如果刘钰使诈，他们要背锅，要借二人的头，平息荷兰爱国百姓的怒火。
如果提前告诉了董事会，他们还是要背锅，还是要借二人的头，平息东印度公司股东的怒火。
菲利普斯用了一个比喻。
“总督先生，一个医生看到一个貌似健康的人，说你有病，必须要切除手臂，否则会死亡。但这个病人此时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的病痛和症状。”
“病人害怕了，切除了手臂，果然没死。那么，在其之后的余生，是会感激那个医生？还是会痛恨医生切除了他的手臂？”
这个比喻说的是人性，显然，那个病人在日后漫长的独臂岁月中，感受到独臂的不便之后，一定会埋怨那个让他切断手臂的医生。
这番将人性想的很险恶的话，让瓦尔克尼尔下定了决心。
“你是说，我们明知道刘钰可能耍诈，但是不能将此告知董事会。”
“我们明知道董事会心里会选择勘合贸易，但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勘合贸易。”
菲利普斯郑重地点头。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全身而退的办法。”
“如果刘钰真的耍诈，那么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勘合贸易，信件一旦被曝出，那么我们就是祖国的英雄，维系主权尊严的爱国者。董事会碍于民众的情绪，不但不会处置我们，反而可能让我们继续担任职务，从而给民众一个交代。”
“如果刘钰没有耍诈，接受勘合贸易，同时也不揭穿朝贡是主权受辱的皇帝新衣，我们最多也就是被董事会不信任，调回去担任一些闲职而已。”
闲职，听起来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