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的毒计，就像是德川吉宗离间刘钰一样，恶心到极点的一种公开的投毒。
即便当时没人信，或如德川吉宗的信当时肯定无法离间，然而将来呢？
一旦出了意外或类似的事件，必会有人把这些话翻出来。
史世用就算是有心帮刘钰，可这件事又不是私下里说的，而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谈的。
他若不说，皇帝那边也交代不过去。
况且，瓦尔克尼尔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这种说真话的投毒，最是恶心。
东印度公司从开普敦到日本，拥有广袤的市场，才不过几万华人的劳动力，这么大的市场就无法容纳，竟能搞出“相对过剩”这种情况。
大顺如果要兴办手工业，这得需要多大的一个市场规模？
更诡异的是大顺拥有此时世界最多的人口，从明朝开始几乎全世界半数以上的白银流入，但整个大顺的消费能力差到出奇。加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内部市场几乎是半死的。
巴达维亚的事，或许终究会给刚刚起步的大顺手工业工厂，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需，会让皇帝看到了这些新事物美好背后的可怕。
月后，史世用回到了京城。
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将在巴达维亚的事如实汇报，自然也包括了瓦尔克尼尔最后说的那番话。
即便他不说，也自会有别人说。
这番话之外的事，皇帝并不是太在意。一切都是按照枢密院那边定下的战略，完全捏住了荷兰人的命脉，就像是乐府指挥雅乐一样顺从着朝廷的节奏。
最后的这番话，史世用也看不出皇帝的态度，只是觉得皇帝好像很在意，不但听史世用复述，还将瓦尔克尼尔说的那些东西的一问，仔细看了看。
实际上……大顺已经在几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了。
6年前，苏州府长洲县，爆发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织工罢工事件。
这本来是一个县的小事。
但这种事，从县令到州牧，全都是第一次遇到，一下子懵圈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处理农民起义，他们有经验；处理要求永佃的请愿，他们也有经验；处理商人罢市，他们还有经验。
唯独就是织工罢工，这件事他们是真没经验。
之前没发生过，怎么处理？
而且织工选择罢工的时间，正是各外国公司前来订货的时候，于是只好层层上报，直接报到了紫禁城里。
整个事其实很简单，当时刘钰还在威海练兵，这事他根本没机会参与朝会讨论。但以他的常识，连脑子都不用，用腚都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不是要求改善待遇，就是要求增加工资，工人的诉求无非这几样。
之所以闹到了紫禁城里，也因为当时一个叫何君衡的机户，也就是有织机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请求朝廷“勒石永禁叫歇之事”。
何君衡是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明显感觉到日后这种“齐行叫歇”，也就是全行业大罢工的事，在苏州、松江等地会越来越多。
但朝廷从未有过法令指导这种事该怎么处理，所以最好就是以此事为判例，立碑、勒石，日后作为指导性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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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机户，他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更不希望一发生这样的事，平日里交好的县令大人不知所措。
全行业的叫歇，县令也不敢轻易动手，怕闹出大事件。
朝廷最后出面，派人在苏州府立了碑文。
碑文可想而知，大体就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这次叫歇罢工的缘由，一定是织工里面有坏人，心怀鬼胎，用心险恶。
但是，大部分人是好的，是被蒙蔽的、不明真相的。
所以，第一部分说：【某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职，机匠废业……】
第二部分，肯定是怎么解决。
但这个时代不是19世纪的美国矿场铁路，机械时代随便抓几个人就能干，敢闹事的直接让公司枪手打死完事。
这时候是手工业工厂，织工是需要技术的。
这不是后世的蒸汽机纺织厂，抓个包身工就能操作机器。能织绸布的，这时候克也算是技术工种了，所以还不能杀。
只好妥协了一下，从原来的按天算工资，改为了计件工资；每年的六月初一、七月初一和八月十五，机户得多给机工一钱银子，作为福利。
从按天算到计件工资、再到给酒钱福利，整体上也算是增加了工资，这件事也就这么解决了。
最后，朝廷、何君衡等资本家、织工代表等几方人，一起在苏州府立了碑文。
其碑曰：
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
这个碑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把持行市律】究处。
因为，之前没有爆发过类似的齐行叫歇的事件，哪怕是县令大老爷断案向着何君衡，耐不住整个苏州府的织工都罢工了，县令怕闹出大事，也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