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当考林·卡姆比尔再度约见这几个自由贸易号上的头目时，心里不由地嘀咕了一句谚语。
“unvieuxchataimelesjeunessouris……”
老到的猫，总是喜欢抓稚嫩的老鼠。
换成人话，便是欺软怕硬。
卡姆比尔心想，你们倒是去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谈啊，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谈啊？他们才是做大买卖的，却不敢和他们谈，反倒盯着最弱的瑞典公司谈条件，这不是老猫专挑小耗子是什么？
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些人，要么懂拉丁文，要么会一些简单法语，亦或是懂一些俄语，最优秀的几个人都能用拉丁语沟通。
之前的几次接触，大顺这边已经提出了希望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入股的想法，这引起了瑞典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极大反对。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愚蠢。尤其是当今天馒头等人说出了如果不同意，大顺可能会在关税和供货方面做出调整的时候，卡姆比尔不得不朝着他们诉苦。
“来自中国的舰长先生，31年，我第一次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去过广东。在那之前，我也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去过福建也去过松江。”
“必须承认，即便有官员索贿，中国的港口仍然是最适合贸易的，我们愿意和中国做生意。为什么现在要改变这种政策呢？”
“你们的商品，只要卖出去就好，为什么一定要由你们装船货运呢？如果瑞典可以坐在家里就有人来贸易，送来银币，我们不会选择冒险的。”
“就算是您准备的很充足，这一次远航，您的船上还是死了两个人，这样的风险，我们欧洲人承担就好了，你们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你们，就在广东和江苏的海岸线上，收钱就好。”
馒头轻轻一笑，转述了刘钰常说的一句话。
“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
“无他，坐在家里收白银，利润还是不够罢了。每年死在疟疾、热病、坏血病和海难中的欧洲人很多。”
说到这，他轻轻一笑：“我们，也想有死于追逐利润的机会。”
“这不是我个人的要求，而是松江、福建、广东的资本希望打开这条贸易路线。这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资本的意志。而且，天子陛下也不希望这些热钱流入到购买土地的贸易中。”
“过去的大顺，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但从现在开始，不再是了。我无权决定这样的政策，我只是转达一下政策的转变，希望贵公司和瑞典国会派出足够级别的人前去商谈。”
“您既然31年就去过广东，而且也被授予过对华全权大使，这一次前往中国，您是很合适的人选。我只是在您去之前，告诉一下政策的换转变，希望卡姆比尔先生能和董事会、国会说清楚。”
馒头很清楚自己的职责，首要任务是找到做木焦油的工匠，这件事已经做成。
至于谈判，他是不负责的，只是负责把有资格谈判的人带上船。
如果从某种所谓的“道德”来看，这还真就是在助长走私。
不过用刘钰的官方话术，这叫垄断权下的走私，是高尚的自由贸易。
反正大顺是一点都不怕被此时的洋货倾销，一百年后也是靠鸦片抹平的逆差，现在怕什么？
卡姆比尔面对一脸最后通牒架势的馒头，只能耐心的去解释，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有多么艰难。
“舰长先生，您应该知道，瑞典是个小国，很穷。在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初，国会就极端反对，认为这样会冲垮瑞典刚刚起步的纺织业。如果印度或者中国的棉布进入瑞典，瑞典的织工都会失业。”
“本身就穷，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战争，人们不希望东方的奢侈品和棉布，换走瑞典少得可怜的银币。”
“国会认为，成立东印度公司是愚蠢的。用银币去换取毫无意义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说我们这些人，努力游说说服了国会。”
“即便最后允许了东印度公司成立，可是也不允许中国的货物在瑞典销售，只能卖给第三方。”
馒头心道没错，先生也没指望卖给你们瑞典国。瑞典国才几个人？能买多少茶？
“卡姆比尔先生，你放心。这一点我们一样可以保证，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定，绝对不会私自售卖。我们要的是合作，是入股，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贸易。”
说着，心里又想，就算你们现在统一开放哥德堡作为口岸，我们也不会同意的。不挂你们的旗，将来打起来，荷兰人非要劫我们不可。
不是不可以多花点钱，买你们这个中立国的船籍。这都是可以谈的，但现在我是不会和你谈的。
卡姆比尔又道：“我们的资本，比起荷兰和英国，差得太远。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
“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有很多的特殊之处。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
“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但是，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都心怀不满。都希望也分一杯羹——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是反对的，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
“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一定会反对的。这真的很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