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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汉人在山东地区形同入侵一般的做法，大明朝廷并非一无所知。自崇祯七年，也就是1634年的下半年开始，来自山东的告急奏折就不断送抵京城，称海汉军自海上入侵，占领了登州福山县临海的芝罘岛一带，并且建房筑港，有长期定居的打算。
而当时大明朝廷正为后金军不断叩边和中原愈演愈烈的农民军起义头疼不已，哪里顾得上再开辟第三战场，与那传说中极不好惹的海汉人开战。于是朝廷的意见就颇有点丢开手不管的意思，让山东官府自行斟酌处理，但必须顾及大局，不可再让山东半岛重燃战火。
毕竟朝廷还指望着山东能尽快从之前的登莱之乱中恢复过来，用粮食、人力和赋税支援朝廷平息其他两处战乱。海汉人只在登州占了一个临海小岛而已，这有什么好大呼小叫的，南边被海汉人占的岛难道还少了吗？在朝廷上的大人们眼中，同样是被海汉占去沿海岛屿的福广江浙都没闹出大乱，唯独只有山东这边叫苦不迭，跟天塌了似的，看来这地方官的能力也是有些问题。
山东这边的官府当然是有苦说不出，驻扎在福山县的海汉军虽然兵力不多，但战斗力却极为强悍，当地卫所军试探了一两次之后便果断放弃了对抗。而海汉军也得以腾出手来，将福山县附近的土匪山贼清剿一空，仿佛他们才是这地方的正主似的。
虽然之后这两年山东官府与海汉之间一直都是磕磕绊绊，偶有武装冲突发生，但总的说来倒是没有爆发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也算是对得起朝廷的交代了。而山东官府想要将海汉逐离本地的打算，自然也未能实现，反倒是海汉逐步在福山县境内实现了事实占领，并且开始在当地有模有样地经营起来，完全没有把这些占领区视作大明领土。
山东巡抚朱大典，登州知府陈钟盛，福山县知县张普成，这三级官员对于海汉公开在山东建立控制区一事自然是负有直接责任。但问题就在于朝廷想赶走海汉人又不愿采取军事手段，让局面闹到不可收拾，所以他们的失职也就被朝廷容忍下来。毕竟海汉人只在福山县内活动，并没有要大肆征伐山东州府的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朝廷认为他们也算是维持有功，功过抵消，也就不追究未能驱离海汉人的过失了。
不过原谅自己人是一回事，要承认海汉在山东的利益和权力，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郝万清所提出的两点要求，是海汉必须要争取到的东西，但对于大明来说，这无疑就是丧权辱国的条件。梅侍郎即便有心要从海汉这边获取一些好处，也不敢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妥协。
“郝大人所提的两个条件，恕本官不能答应。”梅侍郎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却十分坚定：“大明不会向其他国家割让一寸土地，大明领土上的一切，自然是归大明所有。”
郝万清笑了笑道：“梅大人误会了，我国并不是要求大明把福山县境内由我国实际控制的这些区域割让出来，土地还是归大明，我国要求的是经营、治理的权力。你看，我们来到山东已经快两年了，但依然保留了大明在福山县境内的治所和驻军，我想这足以说明我国与大明和平共处的善意了。”
郝万清与梅生川的这次会谈，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在当下就谈定海汉在山东控制区的权益归属，而是要借此试探大明朝廷的政策底线。当然了，第一次接触到的兵部侍郎梅生川肯定也是郝万清的试探目标，对于这种级别的大明高官，海汉在此之前并没有直接打交道的经验，所以这次才会由安全部负责人亲自出面与其会晤，以期能够在会谈中获取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郝万清不会吝啬于留给对方一点回旋余地，对海汉来说土地的归属权其实只是虚名，就像海南岛已经落入海汉手中数年，但也从未向两广官府正式要求过归属权的重新界定。目前执委会更为看重的还是实际控制权，至于大明承认不承认这些占领区的主权归属，那又有什么打紧，让大明保留一点颜面倒是更有利于海汉行事。通商、移民，这些有实际收益的项目，才是海汉所真正在意的条件。
但这中间的道理，梅生川真的一点都不懂吗？那倒也未必。东江镇送进京城的除了白花花的银子和接连不断的告捷战报之外，也还有不少与海汉相关的情报内容。海汉历年来在大明海疆占领了不少地方，而他们又是如何借助这种方式来壮大自身实力，京城中的大人物们并非对此一无所知。
至少梅生川很清楚这两年海汉人在山东的作为，开埠建港、占地开矿、通商移民，这些措施背后所隐藏的深意，可比后金那种简单粗暴的劫掠有技术含量多了。手段看似和平，但海汉人却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一点一点地将这些控制区变成国中之国，而大明对此却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反制手段。毕竟财帛动人心，一旦被拉进了海汉的利益体系中，不管是官是民，都很难再从中抽身。
不过梅生川倒是没想到海汉人会主动在领土主权一事上让步，他原本以为对方要求的条件中，必定会包含将现有占领区全部割让给海汉之类的要求，但对方居然如此大方地退后了一步，的确是有些出乎了他的预料。
“经营贸易，通商往来，这些都可以谈，但治理地方，这原本就是我大明领土，自然是应该交由我国官府来负责。”梅生川却没有就此满足，还是继续指出了郝万清话中不妥的地方。与对方一样，他也同样是抱着试探底线的想法在对待这次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