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镇磊看的没错，李如慧讲的明末历史，确实深深触动了洪锡泰；尤其当他听到后来说明朝崇祯皇帝和南明王朝的结局，更是让他感觉心情沉重地喘不过气来，以致他后来想刻意躲避这一话题；一直到将宗镇磊和李如慧送走，似乎都没缓过来。
洪锡泰没有跟两位年轻人说他的家史，因为，他的家史就是明末历史的一个部分。
送走两人后，洪锡泰回到工作室。他久立窗户跟前，不觉陷入了沉思。
他祖上是明朝第十一代晋王朱求桂后裔的一支，所以他的故乡本应就在晋王府所在的这座城。晋裕王朱求桂于1613年在本城即位，那时是永祚寺建成的后一年。
明末李自成攻破这城时，他的祖上当时在外省，逃过了一劫。他从小就听先父讲过山西巡抚蔡懋德率他的部将守这城的事迹，那是一代一代人口口相传留下来的故事。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打到这座城，蔡懋德立下遗嘱后率兵死守城池，几经拼杀不敌，这座城破；蔡懋德突围出了城，发现许多士兵没有出来，便再次杀入，眼看寡不敌众，最后自尽于城内的三立祠；他的部将时盛为了追随蔡懋德，在城破之时将自己的妻儿全杀了，随蔡懋德往返冲杀，最后跟着蔡懋德在三立祠一起自杀。当时跟蔡懋德一起身死殉国的官员有十六人，李自成怨恨蔡懋德不投降，便砍下蔡懋德的头颅带走，将其他十六人的尸体悬挂在大街上。
还让洪锡泰揪心悲痛的是，清军入关进入京城后，李自成下属将俘获的晋王亲属一千余人杀于城内的海子堰，族亲老少们的鲜血将整片海子染成了血红。当时，由于自己祖上一直滞留在南方，虽然躲过了，但后来清军一统天下过程中，清军对明朝皇族大力追杀，使家族再遭劫难。
自己的祖上先是追随宁靖王朱术桂于1663年去到台湾；1683年台湾郑氏政权降清后，祖上没能逃出来，便留在台湾；二战后，他的先父作为台籍日本退伍兵没有回到台湾，先是到了马来西亚，后来又到了新加坡，再后就一直在那里发展。所以南明的历史他早知一二，他比较了解他的家族史，而对明朝走向衰亡的政治原因，还是头一次这样听人细说。
刚才在听李如慧对明朝末期的讲解，尤其是听到后来，他的心脏仿佛被猛然涌至的血流反复冲击，狂跳不止，一直无法平复，这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作为一位调香师，他除了有一副特殊的嗅觉，能辨别出空气中的每一丝差异以外，他还有非常敏感的神经，所听所见都能激起他情绪上的波动，而与他有关的尤为甚之。
他由他的祖上想到这个是他祖籍地的城市，觉得此地非常神奇。虽然这座城在历代战火中一次次被攻占被摧毁，然而这块地方的人，不论在哪个朝代，都会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义精神拼死守卫这座城池；他们不愿屈辱求生之举，使他们代代相传的守城故事，每被提及，都会让心系此城的族人动容，不论身在何处！这块地方生长的人们，莫非世代受到一股神奇的精神力量支撑？
他恭敬地燃上了一支香，弯腰从大班台的柜子底下拿出一个精致的木匣，打开木匣，从中取出一个圆铜盒放到大班台上，铜盒盖上刻有精致的观音像；抚摸着铜盒，洪锡泰觉得自己似乎得到了一种力量的抚慰，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促使他回到中国开始行动，是因为一条有关永祚寺双塔的报道。在这篇采访报道中，被采访的永祚寺负责人说：作为永祚寺的管理者，一直在寻找宣文佛塔地宫内是否真有舍利子问题的答案，按照宣文佛塔的传说来看，这里应当有与之相应的佛家宝物。即使不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也应当有某位高僧的舍利子，但令人不解的是，这座被人称作“舍利塔”，竟然找不到关于这件大事的确切文字记载。
他收藏了这则消息，反复看过多遍；文中这件事情正是他一直暗暗关注的，这件事情关系到他的先父留下的一项使命，为了让他能顺利完成这项使命，他先父去世前还专门留下了一笔钱款。
他听先父说过，祖上相传，这座城外东南方向有片上吉之地，第一代明晋王朱棡就葬在那里，那片地方还是后来一些晋王的葬地，他的老祖宗朱求桂的陵寝也在那一带；族人除了祭拜城内皇庙以外，还视城外永祚寺为祈福之地，因为永祚寺正处在与东南方向那片宝地遥遥相对的高台，登上高台上的塔顶，可以远眺那片宝地，得到先人德泽的护佑；而正因为此地如此重要，在这座寺内藏有镇寺佛宝。
当他在第一次课题进展汇报视频会上，听到宗镇磊的汇报说“建宣文佛塔的意图，应该有崇拜皇室先宗、祈福国运保佑族裔的意涵”时，就觉得他们的研究方向与他期盼的方向很相符，十分兴奋；结合永祚寺负责人所推测的“即使不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也应当有某位高僧的舍利子”，他由先父的留言隐约感觉到，这座寺院被族人视为祈福和护佑之地，很有可能藏有的佛宝，就是佛舍利子。
他知道要想确认，又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不过即便再难，他也不想放弃，他心里的目标是：通过研究，破解这个谜，找出祖上传言的依据。
这也是他先父留下的心愿。先父交代过他，一旦有机会务必要抓紧时间去搞清楚，并且一再表示了自己不能亲自去搞清楚这件事的遗憾。
至于为什么先父会如此急切地想让他这一辈人搞清楚祖上留下的这个传说，这与先父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有关，秘密就在先父留下的这个铜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