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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畅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洛阳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听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