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安东地区的捕奴行为，是滋生仇恨、激化矛盾冲突的做法，但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显然不可能伴随着和平和谐，必须辅以铁血手段，给其他民族带去的，也往往是灾难与破坏，哪怕是“温良恭俭让”的汉民，到了安东，也同样变得贪婪与残暴，这是生存与毁灭的较量。
或是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抗争，当地的蛮夷部民的侵扰也就没断过。汉军不敢去招惹，那就只有对付汉民、汉商了。
而事实上，即便没有其他原因，蛮夷对汉民的侵扰，还是会照常进行，毕竟，这些汉人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粮食、布匹、盐铁、茶酒，这些都是那些挣扎在山野间的蛮夷永远稀缺的生存资源，为了生存，烧杀抢掠什么的，也属平常。
到了开宝十六年的时候，迫于越来越频繁的蛮夷土著袭扰，以及越来越多的汉商汉民遭受损失，安东都督府再度组织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行动。
这一次的进剿，不只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也更加深入了，按照都督府的计划，是要深入山林去讨伐，坚决彻底地消灭那些烦不胜烦的蛮夷土著，以恢复安东的正常秩序，保障官民生命财产安全。
当然，作为进剿的主力，汉军将士的性命安危还是金贵的，都督府（主要是高怀德）也舍不得让大汉的儿郎们深入形势复杂危险的山野密林，在蛮夷的主场同他们作战。
因此，仆从炮灰的部卒再度派上了用场。事情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对大汉的统治，有反抗的，就必定有顺从的，不管是辽东，还是安东，其辖下都有大量依附朝廷生存的部族，比如以完颜、达卢古等为代表女真诸部。
而征发作战，也是这些部族依靠大汉生存的方式，对于开宝十六年的大扫荡、大清剿，安东都督府直接许诺，所有的战利品，都归出击部族所有，并且在后方的城镇设立一些临时榷场，专门供他们与汉商交易消化战力品。
同时，参与扫荡作战的炮灰部卒，还能得到都督府的作战赏钱以及武器、军需的供应，对很多部民来说，为汉军作战，至少可以顿顿吃饱饭了，还能有新衣新鞋新武器使用。而出人的部族，同样能得到都督府给予的好处，尤其是各类物资的交易特许。
以利诱之，以夷制夷，这样的策略，刘煦在安东玩得很熟练，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刘皇帝的影响。
因此，在开宝十六年的安东大剿贼中，战事的发展是这样的，仆从的部卒们负责探路、进攻，脏活、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仆从军队，而大汉军队则从后掩进策应，进行保底，干些收尾活，甚至连收尾都不做，只是押阵，近乎看戏。
而在进剿的后方，在那一座座临时榷场，则呈现出一种战争繁荣的状态。每逢作战任务结束，仆从部卒们也带着他们缴获的战利品，与聚集的汉商们交易，换取盐、茶、酒、布匹等物资，乃至汉人通用的铜钱。
而其中最具价值的，显然是那些俘虏，不论是青壮蛮民，还是妇女儿童，都是抢手货。那些汉人贵族、商贾乃至普通的汉民，都很感兴趣，也愿意花钱出物资购买。
经过几年的发展，不只是那些前来安东的勋贵子弟抑或商贾在买人，就是那些武装汉民，也参与其中，也在扩大自家的垦殖范围与规模，仅靠自己种地，太辛苦，收获也太慢太少，增加劳力是最有效的办法。
道德在安东这片土地上仍旧存在，但针对的，只是同种同族的汉民。
事实上，到开宝十七年之时，已经不能说安东缺人了，相比于青壮劳力，女人才是更为稀缺的，甚至于在市场上，一个适龄的女人价格比青壮劳力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