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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殿，是刘皇帝在洛阳宫城的住处，也是新修的宫殿，同样处在皇城的中轴线上，位置靠后，介于前朝与后宫之间。
比起乾元殿的宏伟壮丽，垂拱殿虽然略逊几分威严，但要宜居得多，住了一段时间后，刘皇帝也迅速适应了，并且很满意。
已入盛夏，距离刘皇帝大举西迁洛阳，也有段时间了，但是，朝廷上上下下，仍未彻底安定下来。府宅安置，那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上。
虽然朝野都知道，刘皇帝此举，无异于迁都了，但是，知道归知道，在新的都城，为官做事生活，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
尤其是那些，始终对迁都持保留意见的人，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而这种心理状态体现出来，就是朝局的动荡。
虽然西行的的官员们，都已经入驻各部司衙门，并在魏仁溥的带领下，开始履行各自职责，但效率远不及在东京高，各项事务，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迟误或者错漏。
这样的情况，让刘皇帝有些恼火，他才不信，换了个地方，事情就做不好了，坚定地认为，是一小部分官员，在通过这种手段来向他“示威”。
于是，很久就有几名官员，因为怠政的原因，被贬官降职。当然，也不是一味的硬，刘皇帝还太子刘旸与魏仁溥一道，组织了一次廷议，就朝廷新迁西京后的一些混乱进行总结，安抚人心的同时，也予以警告，以图纠正。
这些情况，实则仍不是最大的问题。最让刘皇帝头疼，感到麻烦的，还是两京地位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权力的划分。
两京并重，目前的情况是，西京一个大朝廷，东京一个小朝廷，那东京的各部司官员干什么，总不能养着吃干饭吧。
刘皇帝是原本有意效明时南北两京，让东京代理一部分道州，但是，洛阳与开封之间，又实在太近了，论及对帝国版图的辐射作用，显然是重合的，与南北两京的区别也大。
并且，让开封代管哪些道州，国家的精华地区，财税要所，可都在东面，若关东道州事务，都要通过东京，那又置西京于何地？
短时间内，问题或许不大，毕竟东京作为大汉帝都二十载，很多事务也都形成了一种惯性。但时间一久了，必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这也是刘皇帝一开始，对两京问题，始终存有一定疑虑的原因。帝国的中心，永远只有一个，或许可以看皇帝在哪里，但涉及到中枢权力，涉及到上下那么多人的利益，哪怕是刘皇帝，也不是真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
于是，经过反复的思量之后，刘皇帝还是决定了一种近乎妥协的办法，开封以东、河南、两淮地区暂属东京管辖，而帝国的权力中枢，则明确归于西京。
当然，开封所掌的权力是遭到了极大切割的，基本只局限于民政，像财权、军队，这种核心权力，还是得牢牢地掌握在中枢手中。
对此，明确提出反对的，是国舅李业，向刘皇帝奏了几本，觉得这种安排多此一举，并且容易产生矛盾，造成资源浪费，降低行政效率，不利于朝廷的团结稳定......
李国舅还是有政治眼光的，不过他的进言，没有用，刘皇帝不听。一步到位，刘皇帝也不是没想过，但是他考虑的东西显然要更多，并且，又不是不回东京了。
只是，做了一个让自己不怎么满意的决定安排，刘皇帝这心里，实则也有些别扭的。
“官家，秦公殿下求见！”
“宣！”
刘煦玉带博冠，从容入殿，行礼问安，随同他一同入殿的，还有两个人，又黑又壮，虽然穿着朝廷的官服，但总有种不伦不类之感。当然，别扭的不是人，而是带有的那种剽悍野性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