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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中,大汉朝堂之上,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政治上的稳定,往往表现在人员的稳定上。魏仁溥、窦仪、王溥这三名宰臣,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魏仁溥宽厚有度,顾大体;窦仪刚正清介,谨循礼法;王溥年富力强,好学不辍,人誉有宰相之器。
对于大汉的官制,也再度梳理了一遍,将散武勋与朝廷实授官职进一步区分明确,这一点并不难,在唐制的基础上,糅合当下大汉国情即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再度裁撤了一批冗官。
官职名称上最大的变化,要属三司使了,为了与禁军三衙、三法司以及地方三司加以区别,正式设立财政司,下辖度支、户部、盐铁三部,财政司长官呼为计相,写入《汉会典》,由此,财政司的职权与地位,进一步拔高,为中书令下第一人。
在财政体制整改确立的过程中,爆发了开宝年来第一次比较剧烈的政治冲突与斗争,前三司使雷德骧与户部尚书王溥之间的对抗。
自从王溥回朝,被安排在三司后,作为原三司长官的雷德骧就始终处于一种阴霾之中。在雷德骧看来,王溥就是来抢班夺权的,仗着皇帝的宠信,在三司指手画脚,竟然使他这个堂堂计相,被排挤在开宝新政的核心领导集体之外。
论才干,雷德骧自诩不弱王溥。然而,论人缘,人皆赞王溥美姿仪,有风度,而雷德骧过于刚直,性急躁,常有犯上欺下,风评就差了不止一筹。若论与皇帝关系之亲近,皇帝的信重程度,那就更没可比性了。
性格有的时候,也确实决定命运,忍了两年多,雷德骧选择了抗争,还是正面针对王溥,对其言行进行挑刺,对其工作进行阻遏。使得三司在一段时间内,纷扰不断,甚至耽误了度支工作。
最终,惹恼了皇帝。作为皇帝,刘承祐自然是乐意见到臣下们有竞争,有对抗,但要有个度,有底线,不能怀了国家法度,耽误公务。
当雷德骧以私怨而废国事之时,刘皇帝自是不能容忍。最终,雷德骧被罢计相之职,外放陇右,知兰州。这样的处置安排,也是遵循一种默契的规矩,雷德骧终究是朝中重臣,虽不容于朝堂,外放地方,仍能居要职。
当然,也是因为在刘皇帝看来,雷德骧为相欠缺明显,为一方之任,则绰绰有余,再加西北地区,本就是用人之地。
就结果而言,大汉的朝堂斗争,也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理性的状态,不至于动不动就是血雨腥风。这也是,刘皇帝当政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方才逐渐养成的规矩,从边归谠到李涛到,再从范质到雷德骧,历次有高官重臣被排斥出京,都不失要职重任。
雷王之争,以王溥的完胜而告终,王溥籍此,官拜财政使。从头到尾,面对雷德骧的挑衅,他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三点,一退二忍三让,让到最后,皇帝插手,雷德骧外放,他则一跃到位,成为政事堂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在雷德骧西行赴任之时,王溥还亲自前往送行,一笑泯恩仇固然没那么简单,但王溥在士大夫之中的名望却日益增高,容人之量也成为了其政治标签,再加上回朝之后,王溥也举荐了不少人才,使得他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在大汉的开宝时代,在这个耀眼的舞台上,王溥注定是颗政治明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提及西北,不得不说,并不算安稳。尤其是河西地区,虽然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安排,尤其是军队戍守,更是强而有力,但是当年过度的杀戮,后遗症也显现出来了,仍旧叛服不定,虽然每一次都被汉军强硬地镇压,但总有人跳出来,反抗大汉的统治。
两年的时间下来,原从属于甘州回鹘统辖下的人口,已经锐减一半,都是在动乱中,或死或逃。虽然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就是,在大汉的统治下,甘肃地区反倒不如回鹘人统治时期安宁。
而几支逃出甘肃的回鹘人,也不消停,尤其是西迁至沙州西南的一支,两年的时间内,竟然有五次聚众袭扰瓜沙甘肃。他们人口不多,军力不强,但深谙游击之法,就像苍蝇臭虫,打不倒你,咬不疼你,就是让你不胜起烦。
最大的一次,联合了一些吐蕃人犯边,杀掠沙州百姓三百余人。为此,河西的戍军,已经准备进行一次突袭,将这支烦人的回鹘余孽,彻底消灭,顺便打击那些不安分的吐蕃人。
归义军,已经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享受着朝廷的重爵厚禄,西平公曹元忠、广安伯曹元恭高调东归,到京城享福,当地豪族也陆续内迁,分散安置在关陇一带。
河西走廊,可以说是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了,但丝绸之路,依旧断绝,商旅难兴。除了局势不够安稳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西域的局势。